随著2008金融危机以来，怎样做好政府，已成为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课题；不但是落后国，连发达国家，如欧盟、美日等国，也面对著这个问题。在大马，怎样做政府，更是国阵与民联间，决定胜负的关键。当前，国阵的重点是，它具有长久的执政经验，不宜随意更换政府；或许可以说，即便是魔鬼，也是熟悉的魔鬼，而民联则突出改朝换代，告别腐败的口号。
若国阵不能在告别腐败这一尖锐课题上，有所作为，应会处于很不利的被动守势。毕竟，时代不一样了，一味讨好，而不求好，已不足以取信于要求更高（Demanding）的选民。实事求是地看，不能有效地反腐倡廉，已很难做好政府。
最近一期（2月）的《经济学人》，其封面专题为北欧诸国，认为北欧诸国，可能是当代国家中，治理得最好的典范，不仅是后进国，连西欧或美国，也应向其取经！这些北欧亮点为何？专题认为，这是个能成功反腐，及抑制既得利益集团损国肥己的治理典范，如：
（一）特别重视诚实与透明治理。在瑞典，人民甚至可直接取得官方资料，使贪污滥权无所隐匿；官员或政府人物若因私事而利用公款公物，或滥用官车，更会受到毫不留情的指责，甚而至于丢官。约言之，对公私混同、权钱交易等，绝不手软，一定要追根究底地究责到底。反观大马，竟有护卫私相授受的官方机密法案（OSA），信息完全不能公开，政治人物也公然用公器公款谋事，或公然用公款贿选。可以预见，这样的政府，是做不了好政府的。
（二）务实，从实际出发。许多人提到北欧，就会联想到高课税与高支出（Taxand Spend）的失控的高福利国。的确，在1990年代前，这些国家的税率与福利确是高得惊人，可进入1990年代后，已出现一定程度的向右转，且取得不俗的成就。如在1993，瑞典的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为67%，债务占比也高达70%，可今天支出占比与总债务已剧降至49%与37%！其公司税甚至低过大马！（27%对25%）
显见，这是个重实际（Practical）的政府，而不再单一地意识形态化。整体上言，北欧诸国，是较能成功地在效率对公平；竞争力对福利；增长对分配；自由对平等；灵活性对安全保障的矛盾中，取得动态平衡的治理模式。
（三）偏向公共投资，尤其是人力投资的公共服务型模式。其福利，已转向重视提供公平机会，如普遍与免费的教育、医疗、培训，让每个公民，不论家境如何，也有发挥自己潜能的机会，这个提供机会的公共服务，也大方地加速了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使个人自主，发展得到合理的保障与发挥。这才是利国利民的求好，而非无原则地讨好的，平衡个人能动性与公共援助的做法。此外，丹麦的灵活性保障Flexicurity（Flexibility Security）的制度，也是种自助国助的安排。显见，北欧也是颇严厉（Tough Minded）的，而不是想像中那么放纵、宠坏人民的“滥好人政府”。它试图在家父长主义（Paternalism）与选择（Choice），试验与竞争中取得平衡。
（四）力图把个人自主与国家、规划与选择、财政责任与创新适度配合平衡的良好做法，能在北欧实现，也有其地理、历史与文化的背景，如高社会信赖（Social Trust）（也称为社会资本），使北欧人不像美国人那么好讼，或意大利人那么斤斤计较。这种统合主义（Corporatism），也使其较易取得社会共识与妥协。
无论如何，廉洁、反腐、对腐败的零容忍、务实，愿意尝试新点子、新做法，较高素质的人民，创新与社会包容（Social Inclusive）等，是其成功之道，足以成为大马的学习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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