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大马消费人协会联合会（Fomca）属下的消费人研究和资源中心（CRRC）的研究调查，有46.8%的受访者，其债务占总收入的30%或以上，36.3%占0-14%，另16.9%占15-29%。
其中，马来人、30岁以下者、单身者，及受大专教育者占比又偏高。就城市青年而言，则有37%入不敷出；有趣的是，尽管债台高筑，竟然有70%的受访者满意其目前的生活质量！（见《东方日报》7月6日）。
如何解读这样的信息？其实自1997-98金融货币危机以来，我国的经济政策，便偏向需求与消费，也以消费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在1990年代初期，则以投资与出口为主动力。这个变化，也反映在银行的法定储备率（SRR），即从1997的13.5%，剧降至2-3%，使银行可多出约10%来放贷。其结果自然是家户债务节节上升。只是，由于近10年来，基本薪资大体上停滞，若扣掉通胀率，甚至出现倒退，如今便出现负增长（-0.2%）的现象。显见，这个高债务已难以为继。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既有经济政策的因素，也有社会文化与政治的因素。从政策角度看，发达国国家，尤其是美国，均偏向倚靠需求与消费，而非生产与储蓄来推动增长，而这种趋势，又与信贷型消费，而非传统的存款型消费配套，相得益彰。
传统存款型消费是，有多少才花多少的量入为出的平衡预算，而当代的信贷型消费，则鼓励花未来钱，以至于公私部门均大手大脚花钱。当然，之所以可能如此，也与当代的纸币经济（Paper Money Economy）有关，即当代的货币，已不以贵金属，如黄金为本。可以预见，这种失去约束的发行货币能力，迟早会致成通胀、货币贬值与债台高筑，进而引发债务危机。
从社会文化角度看，当代中等收入与高收入国，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我消费，故我在”的消费主义文化所制约。早在1960-70年代，发达国家便有不少有识之士，大力批判这种消费文化，认为它使普罗大众失去批判力，沉迷于低素质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与大量生产消费的物质文化中。这种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最终还是被广而告之的大众媒体与厂商广告所淹没。毕竟，这已是个《市霸天下》(One Market Undergod）（书名）的消费型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家的识见，再如何尖锐，也会被大众社会与大众文化所钝化（Dampen）。
从政治的角度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这种消费文化与物质主义，也会起一定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的作用，进而减轻了执政者的政治压力。以大马言，最畅销的马来文报《大都会》（Metro）便是销售量远高于《马来西亚前锋报》或《每日新闻》的第一大报，也是专注于八卦新闻的“小报”。
据知，目前大马有约1600万名合格选民，可却尚有近300万人未登记，投票率一般也是70%。显见，情况虽比美国好，可还是有待努力提升。而消费使人更忙与茫，自也会钝化年轻人的政治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