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大马消费人协会联合会(Fomca)属下的消费人研究和资源中心(CRRC)的研究调查,有46.8%的受访者,其债务占总收入的30%或以上,36.3%占0-14%,另16.9%占15-29%。
其中,马来人、30岁以下者、单身者,及受大专教育者占比又偏高。就城市青年而言,则有37%入不敷出;有趣的是,尽管债台高筑,竟然有70%的受访者满意其目前的生活质量!(见《东方日报》7月6日)。
如何解读这样的信息?其实自1997-98金融货币危机以来,我国的经济政策,便偏向需求与消费,也以消费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在1990年代初期,则以投资与出口为主动力。这个变化,也反映在银行的法定储备率(SRR),即从1997的13.5%,剧降至2-3%,使银行可多出约10%来放贷。其结果自然是家户债务节节上升。只是,由于近10年来,基本薪资大体上停滞,若扣掉通胀率,甚至出现倒退,如今便出现负增长(-0.2%)的现象。显见,这个高债务已难以为继。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既有经济政策的因素,也有社会文化与政治的因素。从政策角度看,发达国国家,尤其是美国,均偏向倚靠需求与消费,而非生产与储蓄来推动增长,而这种趋势,又与信贷型消费,而非传统的存款型消费配套,相得益彰。
传统存款型消费是,有多少才花多少的量入为出的平衡预算,而当代的信贷型消费,则鼓励花未来钱,以至于公私部门均大手大脚花钱。当然,之所以可能如此,也与当代的纸币经济(Paper Money Economy)有关,即当代的货币,已不以贵金属,如黄金为本。可以预见,这种失去约束的发行货币能力,迟早会致成通胀、货币贬值与债台高筑,进而引发债务危机。
从社会文化角度看,当代中等收入与高收入国,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我消费,故我在”的消费主义文化所制约。早在1960-70年代,发达国家便有不少有识之士,大力批判这种消费文化,认为它使普罗大众失去批判力,沉迷于低素质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与大量生产消费的物质文化中。这种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最终还是被广而告之的大众媒体与厂商广告所淹没。毕竟,这已是个《市霸天下》(One Market Undergod)(书名)的消费型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家的识见,再如何尖锐,也会被大众社会与大众文化所钝化(Dampen)。
从政治的角度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这种消费文化与物质主义,也会起一定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的作用,进而减轻了执政者的政治压力。以大马言,最畅销的马来文报《大都会》(Metro)便是销售量远高于《马来西亚前锋报》或《每日新闻》的第一大报,也是专注于八卦新闻的“小报”。
据知,目前大马有约1600万名合格选民,可却尚有近300万人未登记,投票率一般也是70%。显见,情况虽比美国好,可还是有待努力提升。而消费使人更忙与茫,自也会钝化年轻人的政治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