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7年的第52届联合国大会中，当时的秘书长安南曾提及，有5股正在改变世界面貌的基本力量，即冷战结束后的政经格局的重组；经济的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生态环保，及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的NGOs的作用。这5股力量，实存在著相当的互相强化与互为条件的作用。其中，信息技术革命的作用，更是无远不届，无所不及，也是加速结社革命的大功臣。
就大马来说，相对于政府而言的NGOs，具有渊源流长的历史，如早在殖民时期，便存在著各色各种的社团；其中，又以华人社团最多，也最活跃。这与他们的自生自灭生存发展状态有关，因不自力救济，自求多福，便无人会关心其存活。反之，马来人则因有英殖民政府的照顾，而较单纯。这种状况也因战后，权力逐渐由英殖民转入马来贵族官僚精英手中，而得以延伸。以至于有人认为，大马的NGO，呈二元结构（Dualistice Structure）现象。
这个二元结构见之于几个方面，一为马来乡区缺少独立自主的NGO。若有，也多为与政府有关联的政府型NGO（Gongos）。此点，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如印尼与菲律宾很不一样。由于乡区为巫统的支持基础，巫统自会运用各种力量，包括政府机关、村长、拨款等来巩固其势力范围。实则，在相当程度上，华人新村也曾是马华公会势力范围。
其二是，自1971年新经济政策实施以来，公共政策多偏向马来人，也使马来人很依靠政府，进而抑制了马来NGOs的扩展。其三，大体上言，马来NGOs多为宗教、居协与职业相关的NGOs，较少有环保、人权、消费型的NGOs。尽管如此，自1970年代以来，马来社会也崛起了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伊斯兰取向的NGO，Islamic-Oriented NGOs（IONGOs）。其中，以宣教（Dakwah）为主轴的回青阵线（ABIM）、澳尔根Al-Argam（Argam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好友），伊斯兰姐妹（SIS）等，也曾或正在发挥其作用。
政府对待这些IONGOs的方式则是，收编（ABIM），查禁（Al-Argam1994被禁）或宽待（SIS），其他方式包括疏导，或干脆设立GONGOs来折消之。
在非马来人方面，新型的倡导型（Advocacy-Oriented）NGOs，则多集中于吉隆坡、雪州与槟城，且大多在1980年代后崛起，如国民醒觉运动（Aliran）、人民之声（Suaram）及妇女力量（Tenaganita）。大体上言，这类组织的发起人，多为受英教的非马来人专业人士。所幸，华校生也不再落于人后。
整体上言，政府对这类倡导型NGO的态度是不友善的，甚至指责他们为反对党的同伙或共产党。显见，这个中央政府是个颇右翼的、拥护资产阶级、资本家或政治官僚集团利益的权贵取向政府。也因此，他们常用族群或宗教等因素，来力图冲淡阶级性的或反资本的NGOs的影响力，或干脆指这些NGOs是反马来人、反国家的，或受外国操控的不良组织。
所幸的是，由于两线制初步形成，马来政党也积极参与这些倡导型NGO，所发起的运动，进而冲淡了NGOs的二元性。只是，从长远来说，要化解这二元性，还得靠自主、自治的跨族群的NGOs；政党的催化作用，应只是阶段性的。若否，NGOs就会沦落为政党的工具，进而削弱其做为清流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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