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于各种和平集会风起云涌，遂使不少人更关注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NGO）来。其实早在1980年代，公民社会与NGO便是个学术界的热门课题。在东欧，它还是关键的民主化推手。
所谓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在中文里也有人称它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有些学人选择用公民社会，主因在于欲突出公民的积极意义，以期引发人民对政治参与的热情，及制衡政府的觉醒。要理解公民社会，可以把国家与社会理解为由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组成的三足鼎立社会，即它是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领域。
而活跃于这第三领域中的各类组织，则统称为NGO。此名词最早出现于1946年的联合国文献中，它指的是在地方、国家或超国家、国际级别上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的、自愿性的公民组织。关键就是，非营利、自愿性、公益性、自主与自治等。当然，这只是种便利的统称。此外，也有人用公民社会组织（CSO）、非营利组织或部门（NPO）、公益组织、独立部门等10多种名称。随著时间的推移，这类NGO也变得更复杂，进而有名为非营利，实为营利，或政府援助，政府型NGO的出现。
从性质上言，NGO也有传统型，如华社中的血缘、地缘、业缘、神缘、校缘等民间组织，与现代的发展型、倡导型（Advocacy），如净选盟（Bersih）、绿色盛会委员会、人民之声、民权委员会、伊斯兰姐妹、律师公会、大马伊斯兰青年运动（ABIM）、董教总、第三世界网络（TWN）、可持续发展网络（SUSPEN）、妇女救助中心（WAC）、全妇女行动协会（AWAM）等。
从数目上看，这类倡导型NGO仅占大马众多NGO的极少数，可是从社会运动或民主化的角度看，他们的力量是可观的。此点，最清楚地表现于709、325以及动员力惊人的428大集会中。这类NGO的出现，一般上与一国的发展阶段有关，也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或社会不公、威权体制的压抑等有关。如华社的倡导型（NGO）的崛起，便与威权体制的族群主义政策有关，是对政策不公的不得不尔的回应。
从威权体制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关系来看，只要腐败的威权体制维持其精英式、保密式、排公共参与式、自上而下的命令式作风，倡导型NGO就只会增强增多，而不会减少减弱。实则，他们所发动的社会运动，是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一种形式。抗争政治基本上有三种形式，偶发性的集体行动、有组织的持久性集体行动（即公民社会运动）与革命。其中，公民社会运动有助于降低暴力与狂风暴雨式的革命的可能性。因此，它应被视为温和理性的公民政治参与的方式，而不宜深谋远虑地把它分化、收编、镇压或丑化。
之所以，它会产生的原因，多在于政府失灵或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也就是政府或市场没能扮演好其应有的职能，才会激发出民间自力救济，或逼政府做出必要改革的请愿或示威。政府若不分青红皂白地使其失声（de-voicing），只会使不满积累，终而一爆而不可收拾，如现阶段中东的实况。一个健全的社会，需要这些中介组织来发挥多元制衡的作用，以免积重难返。NGO实为多元主义民主体制的生命，尤其是公益型N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