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国已经债台高筑时,是应该“进一步扩大开支”,以便刺激增长与创造就业,还是开源节流,由奢入俭,以待苦尽甘来?
就一般人的常识言,即便无法开源,至少也应节流节支,以免走入绝境。可在国家层次上,开源与节流均是说易行易的事。
之所以,一般人多不愿意放弃或减少已享有的应得权益(Entitlements),且会引发谁应负其责的互相指责。现阶段的欧美诸国,便正上演著这一幕。以美国来说,总统奥巴马主张增富人税以应付开支,而共和党人则基本上反对增税与主张节省开支,尤其是福利支出,双方各执一词。
最近的法国总统选举,也发生了同样的争议,社会党主张提高富人税至最高75%,同时也要增聘公务员,以便减少失业与刺激消费;可中间偏右的总统Sarkozy主张要强化财政纪律,以免评级下降,举债利率递升,甚或破产。毕竟,法国的年度预算,已高达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6%,且总公共债务,更高达GDP的80%以上!显见,这已不仅仅是个债留子孙的远期问题,还是个眼前就难以为继的当前问题,它甚至打乱了公平对效率的动态平衡的可能。
本来,在一般情况下,在经济不景气时,利用扩大公共支出来刺激增长与就业,是个颇有效的常用手段;只是,问题是,由于易发难收,这个常用手段已变成上瘾的便利工具,才致成了这个公共债务高居不下的困境。若要持续这个政策,一个方法便是加税,尤其是富人税、遗产税、企业税等,以便损有馀补不足。
按照左派的理则,这是个社会公正与扩大消费的有效手段;可对右派来说,这却是个社会公正对创业与创富的矛盾。易言之,是个平等对效率的矛盾。表面观之,加税虽有助于增加政府税收,以及平均化收入不公,可却有个适度与否的考量。
若课税过高,富人或有能力者可能会没有干劲或干脆出走。其结果反而是适得其反,也就是不但不会提高政府收入,反而会减少政府收入,以及剧化失业。毕竟,这是个区域化与全球化的时代。
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富人与企业的选择也水涨船高。反正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富人与企业出走的结果,便可能是国内发生空洞化现象(hollowing out),进而减少政府税收,剧化失业,及再增加政府负担──如不但没税收还要付出更多的失业救济金、补贴等,使政府百上加斤。这就是现阶段许多中高与高收入国所面对的困境。
伸言之,全球化或多或少,会削弱政府政策的有效性,也就是减少了主权国家的自主性(Autonomy),进而削弱主权国调节公平对效率的能力。
实则,自19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实质薪资停滞不前,失业节节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这个全球化与区域化的进程有关,以至于有些发达国的学者用“竞相跑向底层”(Race to the bottom)来形容全球化。
从宏观与长远的角度来看,除非中高或高收入国能在技术上有大突破,或是进行有效的政策与制度的改革;否则,就可能成为被后来者居上,成为消失中的中间层(Missing middle)。这个现实会加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