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国已经债台高筑时，是应该“进一步扩大开支”，以便刺激增长与创造就业，还是开源节流，由奢入俭，以待苦尽甘来？
就一般人的常识言，即便无法开源，至少也应节流节支，以免走入绝境。可在国家层次上，开源与节流均是说易行易的事。
之所以，一般人多不愿意放弃或减少已享有的应得权益（Entitlements），且会引发谁应负其责的互相指责。现阶段的欧美诸国，便正上演著这一幕。以美国来说，总统奥巴马主张增富人税以应付开支，而共和党人则基本上反对增税与主张节省开支，尤其是福利支出，双方各执一词。
最近的法国总统选举，也发生了同样的争议，社会党主张提高富人税至最高75%，同时也要增聘公务员，以便减少失业与刺激消费；可中间偏右的总统Sarkozy主张要强化财政纪律，以免评级下降，举债利率递升，甚或破产。毕竟，法国的年度预算，已高达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6%，且总公共债务，更高达GDP的80%以上！显见，这已不仅仅是个债留子孙的远期问题，还是个眼前就难以为继的当前问题，它甚至打乱了公平对效率的动态平衡的可能。
本来，在一般情况下，在经济不景气时，利用扩大公共支出来刺激增长与就业，是个颇有效的常用手段；只是，问题是，由于易发难收，这个常用手段已变成上瘾的便利工具，才致成了这个公共债务高居不下的困境。若要持续这个政策，一个方法便是加税，尤其是富人税、遗产税、企业税等，以便损有馀补不足。
按照左派的理则，这是个社会公正与扩大消费的有效手段；可对右派来说，这却是个社会公正对创业与创富的矛盾。易言之，是个平等对效率的矛盾。表面观之，加税虽有助于增加政府税收，以及平均化收入不公，可却有个适度与否的考量。
若课税过高，富人或有能力者可能会没有干劲或干脆出走。其结果反而是适得其反，也就是不但不会提高政府收入，反而会减少政府收入，以及剧化失业。毕竟，这是个区域化与全球化的时代。
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富人与企业的选择也水涨船高。反正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富人与企业出走的结果，便可能是国内发生空洞化现象（hollowing out），进而减少政府税收，剧化失业，及再增加政府负担──如不但没税收还要付出更多的失业救济金、补贴等，使政府百上加斤。这就是现阶段许多中高与高收入国所面对的困境。
伸言之，全球化或多或少，会削弱政府政策的有效性，也就是减少了主权国家的自主性（Autonomy），进而削弱主权国调节公平对效率的能力。
实则，自19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实质薪资停滞不前，失业节节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这个全球化与区域化的进程有关，以至于有些发达国的学者用“竞相跑向底层”（Race to the bottom）来形容全球化。
从宏观与长远的角度来看，除非中高或高收入国能在技术上有大突破，或是进行有效的政策与制度的改革；否则，就可能成为被后来者居上，成为消失中的中间层（Missing middle）。这个现实会加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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