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在部分论者的观念及语气中，不仅“中国性”，连“华人性”或“中华性”（kecinaan/Chineseness），似乎都越来越变成个“脏字眼”，缘因觉得其不符合某种国族建构的大理想、大蓝图、大方针。在众声喧哗之下，若说华人性于一定程度上已被妖魔化，恐怕也不会太过。值得注意的是：抛出如此论见者，亦包括部分受华文教育者，这或吊诡地显示了华文教育的开放性及中立性——不制造意识形态的“罐头”。
无论如何，不加深思地把华人性视为某种国族、国性或国体之“对立物”、“异物”或“有害物”，诚说明了某些人的思维之偏狭、蔽塞和落后。且不说“国族”、“国性”和“国体”之概念本身就患有各种症结，极显然地，所谓“国”者，往往亦乃部分时代之部分人的主观想像和意志所阐释、筛选、拼凑者。之所以，一些源自遥远他方的异文化之语言或宗教，也能成为某些国家或社会自认的“本质”因素，丝毫不许质疑和挑战。
如说泰国人不会因佛教乃源自印度，而不视其为本国族和国性中的主干成分；墨西哥人不会因天主教乃当年殖民者强势“输入”者，而拒绝其为传统宗教；日本及韩国人也不会因儒家思想乃源自中国，而把它异化为外来元素（某些人甚至还汲汲于继承及开展儒学上超越中国）；爱尔兰人和菲律宾人不会因英语乃其“侵略者”和“殖民者”之语言，而把其定位为“外语”；中国人和越南人亦不会因马克思主义乃“舶来品”，而把其丢还给德国。
实际上，自18世纪末以来，已有许多属于“洋人”的事物，包括物质性、精神性和制度性者，广被非西方社会所内化，并视为自身的一部分，如火车、西装、基督教、启蒙理念、科学、议会民主制等。洋人纵使已远离其殖民地（美洲、澳洲、纽西兰、南非等且不论），但那些让洋人之所以堪称洋人的“洋人性”，并不会也跟著全被卸下，和洋人一道被打包送走。虽有一些社会确曾试图淡化洋人性，如限制或取代其语言，但结果还是得“吃回头草”。
职是之故，所谓华人性，只要不是政治上搞“暧昧认同”者，何必对其那么感冒，乃至恐惧呢？一个有足够自信，不怕输、不自闭、不吓自己的国家，理应对“非政治化”的华人性更加包容和鼓励才对。当然，华人性和洋人性一样，不可说没其污垢，惟人们也不该“把婴儿和洗澡水一块倒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