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定国籍是“骗局”，是“有国籍的华文文学的囚笼”，然则中国现代文学、抗战文学、当代文学、北方文学、女性文学、同志文学等同样是“骗局”，均有相对性的“囚牢”。
作家与作品在时空结构与制度面上同属两国是不当的，张锦忠所例举的奥登、柯慈、亨利．詹姆斯、艾略特被原籍国与移民国共视为己出，还须分析他们入籍前的身份。如英、澳、美（默许）承认双重国籍，晚年入籍后少产，再判断移民国或文学史绑架他入籍前的大量作品是否合理，不可简单概括。大师争夺战或双赢的处理方式，往往是情感大于理据（为何不争夺小作家？），只有靠文学国籍比较周延地解决。为何中国文学史不收录赛珍珠？为了避免“狭小的眼界”，我们可以把莎士比亚扩及西欧、欧洲、西方、英语文学史甚至属于全人类。不过，黄锦树曾说：“没有挂‘本店的猪肉皆非来自瘟猪’，就可以用瘟猪当食材吗？”
若国籍果真“骗局”，它由谁设陷？文学奖还是移民制度？为何归咎国籍？它不过是基本的单位体，有能力蛀空的是政治机器与国家怪兽。易言之，政治是客体，政治家或政客才是主体。“民族国家”是西方概念，国籍是国族身份，均属于较新近的名词，比“民族国家”更富含多元民族的含义。真正的民族国家乃世上极少数，而多元一体的国族居多，只是往往被种族政治霸权与利益集团僭越。处于后现代的当今，把“中国人”设想成单一汉族组成的国族，无疑是狭隘落伍的返照，正如一般人不会把中华文化看作新加坡文化。
黄锦树指出马华文学不能为他“增加什么”，且让统计数字说话：（保守估计或至少）七座文学大奖，多场研讨会、一本散文集与短论集、七部小说集、五本主编文选、三部学术论著（增订版厚达四百余页）、八篇核心学刊论文，一项国科会计划，不愧是华社之光。以个人才学创造马华文学新猷，奠定华文文坛与学界地位，不能为他“增加什么”？马华文学研究占了个人1/3（或以上）的学术成果，于擢升教职是零资本？那么，教授生涯是怎么混个二十来年？马华文学当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名器”，但互济相成后却随喜怒搬出“学术良知的傲慢”，恃功生骄，屡次嫌弃、菲薄并讥刺糟糠之妻，并置之于天堂与地狱两端，呼来唤去，令人不敢恭维，亦无关他的假想敌如何为难他。
道在民间不在朝
黄锦树流离台湾多年后一直心系马华文学，殚思竭虑编选集、理论建设，值得肯定（就连论敌陈雪风也曾于与前者笔战未央的1997年向笔者表示：黄锦树有些论点确是可取的）。可是，黄锦树一味重复赴台前约十八、九年青少年时光的民族观感，原地踏步，失去了认识更新。
其实，黄锦树与黄明志有不少相似点与可比性，尤其扮演“坏小孩”的角色上，前者是学院学理式，后者则在演艺圈以身试法。黄明志敢于以行动验证种族主义、政策不公与行政偏差，与马来歌手畅聊敏感课题，奔走旅游、艺术与文化部申请拍电影基金，求见华、巫部长、首相。可是，最终私下赢得身边的印、巫朋友的义务襄助，坐实了笔者欲指出的“道在民间不在朝”，民族交流何其重要（此处无法赘述，将撰文申论）。这是黄锦树不及黄明志之处。
马华文学荒废无耕
若问难道再好的族群关系会致使政府取消种族特权、固打与纠正行政偏差？答曰：马哈迪承认自己无法改变马来人，摈弃“枴杖”日遥无期；东姑阿都拉曼、陈祯禄、李光耀、林吉祥、卡巴星等朝野政治家奋斗一生都做不到的事，笔者与黄锦树同样更加无法凭几篇文章、（马共、胶林）小说或编选马华读本去改变。
后现代主义有文学哲学化或哲学文学化的主张，黄锦树所津津乐道的“郁达夫寓言”，可能是类似的另一式思维—（文学）历史文学化，却颠覆过度，航向更迷离、回不了头的流离隐喻，以致去国不返，终极的穷途。这充满现代主义灰色病态的精神异化、失踪、流离，对马华文学有何积极助益与启示？
能够到海外一展抱负毕竟是幸运的少数，可能部分华人有过反弹的流离感，凡事适可而止，过度偏重流离可能助长、上升与内化成民族心理，实在是无谓的“烙印般的负担”。一直沉溺顾影自怜，流离向外，如何安身立命、为华社建设、为后代谋福祉？抑或自小灌输并鼓励下一代长大后往外流？
华社现有的种种都是先贤长期不懈奋争、对话或协商所取得，出走向国际华文文学久远之后，舍弃翻译马华文学（更大的民间民族沟通场域）不顾而选择“离场”，任由它（笔者称之为“马华文学国籍的回归”）荒废无耕，静如止水，即为切割马华文学的内外双向流动。台湾小说姑且有马来译本，翻译马华文学岂能坐以待毙？不受官方承认就因噎废食，断绝交流，一味求诸于、诉诸于境外（个体或心态）流离是否为正道？天助自助，不留青山、停止民族交流、自我离散、放弃民族自救，就连发言权都丧尽了，殆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