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南山高，銮水长”，有人说唱著居銮中华中小学校歌时，隐约间能听见“居銮华语”的銮腔銮调。这也许是历史的偶然，而“居銮华语”的产生更是偶然。这一种曾经通行于南山銮水之间的特殊华语变异，最晚产生于1940年代初的居銮学校校园内，至今已近80年历史；林方正曾引述为“山城一怪”。
“居銮华语”之怪，一般人从直观上就注意到它的声调怪异。然而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看，这一“怪”更怪在其“产生-扩散流通-衰微”系列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与心理机制，及其中体现的语言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正如笔者之前所言：“语言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载体，承载著一个社会群体共同的历史记忆。比如‘居銮华语’的产生与流通，其中蕴涵著居銮社区及其社群发展蜕变的信息。”
“居銮华语”调查
如今山城的“居銮华语”几成绝响，然在1960-70年代伴随之成长的一代居銮人口耳之中，这才是真正南山銮水间的乡音。雅俗以外、正误之间，自是记忆中的一线山城历史脉搏暗涌；遥遥南山、悠悠銮水，浮生半日闲来一杯羔丕三两知音，天地间固是“赧-三-高，卵-髓-昶”。
2000年以来，居銮本地对“居銮华语”开始有所关注，专论文章如邓丽妃《乡音异调话居銮》、林方正《“居銮华语”漫谈》、《“口传的文化遗产”，居銮华语乡音乡调》，此外2012年6月配合居銮历史资料文集《蝠城遗事》出版，居銮中华公会主办了一场“怀念居銮华语暨《蝠城遗事》推介礼”，活动中以“居銮华语”朗读文章。
2014年，笔者根据此前数月的采访调查，写成研究报告《马来西亚“居銮华语”调查研究：一个特殊的社会语言变异个案分析》，刊登于《南洋学报》。报告通过社会调查与语言分析两方面相互印证，对“居銮华语”的产生与语言变异形态进行了辨析，同时根据采访资料整理出其扩散至衰微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是目前对“居銮华语”所作的最详尽论述。
2015年3月，在居銮中华学校校友会进行了一场“‘居銮华语’座谈会”。出席者包括校友会会长陈鸿德、副会长陈子良、同属銮中校友的居銮留台同学会会长曾汉和、叶陶沙新村（豆沙村）村长刘桄僖、1940年代曾就读华侨学校的退休教师罗保华、1970年代就读于居銮英校SecondaryEnglishSchool的卓竑烈。他们都各因不同的背景与原因而与“居銮华语”结缘。
以下我们根据报告与座谈会的结果，简述其“历史发展阶段”、“目前使用情况”与“语言变异形态”。
笔者报告根据社会流通情况，将“居銮华语”的产生、发展至衰微分为三期：1940-1950年代：“扩散期”，为区域流通阶段1960-1970年代：“全盛期”，为全城流通阶段1980年代以后：“萎缩期”，为停止流通阶段。
根据调查显示，“居銮华语”是二战前的华侨学校学生模仿校中一位四川老师口音而发端的。罗保华是1941年进入华侨学校，曾亲见那位四川老师。据他回忆，入学后第一次听到当时高年级学生模仿四川老师口音，他认为那时候就已产生“居銮华语”。但显然当时那种模仿口音仍未走出校园。
“居銮华语”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就是因为这样一种历史的偶然，一群学生的游戏，竟然发展成为今后近四十年居銮社区的通用语。这是社会语言变异中的一个特例。它的特殊性还表现在使用群体上。因“居銮华语”一直都被视作“粗俗、不正经”的用语，所以使用群基本限于男性；而且在一般正式场合中也比较少用。因此可以说它是一种居銮社区内的“男性市井用语”。几乎所有调查人都表示，从1950年代开始，整条豆沙路就是“居銮华语”的大本营。
陈鸿德称这一带为“居銮华语”的“重灾区”，而这一带尤其豆沙村正是居銮客家人的聚居地。这对“居銮华语”变异形态的形成影响很大，即：由于最初的游戏式模仿并不是要做到完全一致的口音，因此其形态的稳定就是在客家方言的包围与影响下形成的。因此在某个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客家口音模仿四川口音形成的“居銮华语”。但说“居銮华语”者并不仅限于客家人，而且马来西亚其余客家聚居地都未产生类似的华语变异，所以我们说这绝非单由客家方言影响形成的华语变异。
“标准华语”取代
1960与1970年代，是“居銮华语”最盛行时期。当时不仅学校，就连社区内的商业活动也通行“居銮华语”；包括非居銮土生土长的，只要在居銮居住一段时间也会学讲“居銮华语”。这时期最具时代特征意义的自然是当时的英校生。他们家里使用方言，学校不学华语，而他们在社会上使用习得的华语就是“居銮华语”。
1980年代开始，“居銮华语”很快地衰微，乃至于1980年后出生的居銮人很多对其都茫然无知，即使曾听闻也不甚了了。“居銮华语”的产生至盛行已很特殊，它的突然衰微更属罕见。究其原因，我们分析为内因与外因。内因即其“粗俗、不正经”的社会定位，外因则是1982年始在马来西亚中小学推行的语文教育标准化政策。
目前“居銮华语”只在1960-70年代伴随其成长的居銮人群体中使用，属于一个封闭社群内的沟通语。他们不会轻易在群体外的人面前说，因此新生代居銮人基本听不到。根据林方正估计，现时“居銮华语”的使用人数不足1000。
1980年代进入萎缩期以后，“居銮华语”使用者在开始自觉“错误”，并受到儿孙辈嘲笑“怪异华语”的内外压力下，都羞于讲“居銮华语”。但在惯于以“居銮华语”沟通的老朋友间却始终还是讲“居銮华语”最“爽”。于是，他们只向彼此惯说的对象才开口讲“居銮华语”。
1980年代以来的衰微，学校的语文教育标准化是个主因。自那以后“居銮华语”被贴上了“错误”标签；追求“标准华语”的师生群不屑说，原使用群避免产生“不良影响”也不敢说。于是这一历史余音渐渐消声之际，居銮几乎人人都认为理所应当。在1960-70年代成长、从来就惯说“居銮华语”的居銮人，“居銮华语”不仅是彼此共同生活的见证、更是一种甩不掉的乡音。
至于谈到存在价值及其保存，“居銮华语”使用群的态度是很不乐观的。虽然有些人表示认同其历史与文化价值，但包括“居銮华语”者在内的很多居銮人都不认为“居銮华语”有其特别存在的价值，因此对其消失也就基本无动于衷。
“居銮华语”使用群的多数人都表示，虽然其衰亡是不可阻挡的，但目前的关键是进行记录，就如陈鸿德说的，记录历史是很重要的，“当有人要回来看的时候，还有明确的历史，能从中知道曾经发生这些事情，它有这样大的影响力。”这也正是笔者在报告的结尾中，由“居銮华语”的例子，延伸及于马来西亚自1980年代语文教育标准化实行以来社会语言生态的变化而造成各地特殊语言形式消亡现象时，所说的：
前车之鉴，对于马来西亚各地曾经蓬勃绽放的丰富多彩的语言花丛，即使我们已来不及力挽其凋零之势，但借此“居銮华语”案例权当抛砖引玉，希望语言学界积极进行材料搜集整理与描写分析；“化作春泥更护花”，最低限度我们的工作能为本土的集体记忆增添一页缤纷的画面，为下一代保留一页社会生活更为丰富灵动的画面。
夫子推究古礼，也难免“文献不足”的慨叹。我们今天对“居銮华语”的记录，就是给居銮的社会文化历史进行记录。
（文章原刊于《学文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