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研究自1920年代引进现代语言学研究的调查记录方法以来，一直都是以记音描写为重心。其中的原因，詹伯慧曾总结“方言语音最能直接、具体地显示方言的特点”，实则最关键的还是语言三要素中语音系统是最具系统与规律的内在特征所决定的。即使是学界对汉语方言的划分原则，也仍是以语音为核心特征。至于词汇与语法的调查记录，则是到了1960年代才有丁声树重点强调“现阶段则特别应把方言词汇作为重点来抓”，语法调查的重视则更属后话。
中国曾在1956-1957年的近两年内，展开一次全国大规模“方言普查工作”，完成了1849个，即超过国内80%县市的方言调查。期间由教育部发出的“工作指示”中，也是明令这次的普查工作“著重调查语音”。
认知差距
这似乎与大众对方言的直观认知有差距。比如在本地，问起一些方言特征的差异，多数人直接掰手指头历数的就是词汇；也即是说，大众对方言的最直接感官印象就是词汇特征。因此纵观大马历年来谈论汉语方言的文章，主要都以方言词汇为主。当然，另一个大众也常提到的就是方言间的“腔调不同”，或某些“比较硬／比较软”、某些“比较粗／比较细”。其实大众都不自觉的是，这些所谓“腔调”、“软硬”、“粗细”等，属于听感上的分辨，实则就是语音系统的差异。
这样一种直观印象的偏差，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马来西亚的汉语方言记音描写工作至今仍处于近乎零的状态。
由此延伸，有两点很应得本地语言学界的深思。其一、赵元任对于语言研究曾做过一个很直白的比喻：一个80岁土生土长的北京老太太，跟一个钻研北京话20年、但说不地道的美国语言学家，谁对北京话的特征理解更深。所谓“知其然”与夫“知其所以然”，多数人说上一辈子永春话都未搞清永春话究竟有几个声调；否则证券员都是金融学家、大老板都是管理学家，那我们还需要学科的存在吗。史称“以吏为师”，可叹放诸当下本地社会更又是画虎类犬。
其二、词汇是语言中最直接感知的单位，本地汉语方言长久受到非汉语的接触影响，大量输入借词，任何到过中国祖籍访友探亲的人都会大谈其“巴刹”、“马打”等词汇让对方一头雾水的笑话。然而，当语言学界也长期停留于这样的大众直观认知，造成方言研究领域长久留白的现状，这究竟是大众认知话语权的过度强大，还是学界认知专业度的过度薄弱。
综其二者，对于赵元任的提问，若有人申辩老太太与语言学家的理解并无二致，我想在本地语言学界应该不足为奇。
方言记音描写“近乎零”
我说本地方言的记音描写工作“近乎零”，是因为2003年广州暨南大学的陈晓锦出版过一部《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这是使用中国汉语方言普查的方法进行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十年后，陈晓锦再追加“福建话”的调查，收入其大部头巨著《东南亚华人社区的汉语方言概要》中。这是目前为止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研究中最完整全面的调查描写记录，几于给人错觉马来西亚的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已然功德圆满。
对此成果，本地语言学界当然是应该欢迎而雀跃的。毕竟当下进入“地球村”的新世纪，若仍有疆界慨叹，难免将嗤笑为不合时宜；只是自其第一部著作出版以来，本地语言学界的一片沉寂，却怎么竟然就都默认为理所本然的合乎时宜呢？！十余年间，只有一篇冼伟国的文章，指摘出其中吉隆坡粤方言的一系列错误。
其余都且不论，我在近期几篇文章中曾指出陈晓锦的一些问题，比如其论著中认为本地“‘潮州话’是一个大概念”，“并不具体区分潮州音、揭阳音或潮阳音等等”；再如调查纳闽福建话，分析上却以福建厦门方言进行异同比较；又如本地闽南方言词汇语法中借入马来语副词baru，表示“刚、刚刚”，这在其余各种本地方言研究的论著都一再证实，但其调查中却丝毫未体现。以上牵涉及于调查方法、研究方法、分析推论等各环节的偏差，然而本地语言学界十余年来可说对此处变不惊的完全淡定姿态。
我们并没有完全否定陈晓锦工作的价值，“评论”本来就是学术发展的重要环节。我们评论陈晓锦的工作，实则更多是对自身不足的深层检讨。或许“只缘身在此山中”可以作为你完全忽略自身方言学科价值的托词，但是当有人手揣一张张聚焦不算清晰的庐山照片展示在你面前之后，你仍沾沾自得于“不识庐山真面目”，甚至还口吐豪言：“他也就调查三种方言，我们的人则能说五六种方言”，这究竟是置学科专业于何地。
语言学界处境尴尬
本地语言学研究一直陷于不知所谓的尴尬境地，甚至于大专汉语专业院系的迎新会上都时见不谙华语的友族学生来报到，其目的竟是“想学华语”？！至于方言研究涉及到的集体情结，更让语言学研究无从下手。这边厢，大专语言学讲师口里竟能蹦出“方言调查应是整个族群的地毯式调查”；那边厢，大众口里常提出质问“你不是潮州人怎么就研究潮州话”，这究竟又余留何地来安置学科专业。
先且不谈其行政失误，或社会认知偏差，实则语言学界对此种种是真应深切检讨自身的专业职责。这边厢，社会语言学只是派发问卷然后回收、历史语言学争论粤语最古还是闽语、汉语方言学历数英语借词或者马来语；那边厢，语言研究背负起力挽文化的危机、语言研究包装成族群历史的诠释、语言研究回应著大众直观的认知。如此闹哄哄一场，依旧记者会、研讨会、圆桌会，且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且是宝玉秦锺游农庄，总归乐得“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献宝一番好了事——揣著明白装糊涂、揣著糊涂装明白。
说到底，从这张方言记音描写工作的空白页掀开去，那是一幅如许的大荒之山、无稽之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