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致电瑞金，想告诉她，我在医院做完物理治疗后，将会转到附近她的店里去，一起用午餐，过后，再去探望天助。谁知道瑞金一听出是我的声音，在我还没说致电给她的目的时，竟然问我：
“你怎么知道？”
“知道什么？”我不知其所指。
“天助昨晚十一点多走了。”
一听之下，大吃一惊，愣了半响，太意外了，原来我还是第一个知道他去世的老友。不知会是我们之间的一种缘份默契？
七年前，对天助来说，那是一个生命的隘口。在医院昏迷不醒十来天的他，让他的家人和所有关心他的亲友，都为此忧心忡忡，坐立不安。接获消息后，曾先后到医院去探望过他几次。说句真话，当时大家都很揪心，也没把握他是否能逃过这个劫数？甚至也做了最坏的心理准备。不过，我还是不断地，对日夜守在医院，细心照顾他的瑞金（天助的太太）打气说：以天助充满韧性的生命，让我们相信奇迹吧，他一定会挺过来的。而爱兄心切的天明，还特地请了外边的一位专科医生，前来医院，加入抢救行列。
果然，奇迹终于在大家焦灼期待中出现了。犹如睡了一个长长的觉的天助，终于睁开了眼睛，醒过来了。这时候，每颗纠结的心，才慢慢地抒开来。就在这一次，无疑的，天助和死神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交锋，最后，他占了上峰，顽强地扳回一局。犹如以往他为华教事业，卯足了全力一样。不同的是，这一次，是为他自己，奋勇地泅过了生命的大海，爬上了岸，虽然难免受了点伤，但毕竟活著才是王道。
老祖宗说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虽说未必百分百准确，但这种重生的喜悦，必定会让人格外的珍惜，天助应该也不例外吧？据说后来他听从医生、家人的劝告，一边接受医疗，一边调养，身心兼顾，潜心读书、写字、画画，过著深居简出的平静生活，偶而跟朋友外出喝喝茶，聊聊天，钓钓鱼。但两耳还是常闻天下事，特别是对一些有关华教的课题，虽然无法亲身参与，但依然十分关注。
每当我去探望他时，谈到一些不公不义不平的时事时，“他妈的”那句粗口还是忍不住连番喷出，显示出他内心的不满和愤慨。在探讨某些问题时，我不否认，我们也有意见分歧的时候，各自坚持己见，但一番争执之后，不伤和气，彼此都了然于心，无损于我们积淀下的深厚友情。
有朋友曾经问我：“你跟苏天助是亲戚吧？”因为我们同姓。
“不，我们比亲戚更亲戚！”我笑著回答，也是肺腑之言。
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件奇妙的事。再说，缘起缘灭，很多时候，也无法用理性去加以诠释的。有人对面不相识（住在隔壁姓什名谁都不知道），但有缘却千里来相识、相会。我和苏天助夫妇近半个世纪的交往，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记得三年前，农历新年过后不久的事。
我和一位住在天助附近的朋友，刘君，一起去探望苏天助，当时他的肾功能还OK，精神不错。
他带我们到书房聊天、喝茶。过后，他拿了一本论述“苏”姓的来源的专著送给我，说：
“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这个姓的来源，这本书你不妨看看，有人问，你就能够做出解答。”新年刚过，喜气还在，那天我们真的谈得很开心。这位朋友也久闻天助之名，大家都舒畅地敞开胸怀，我们谈时事、谈音乐、谈旅游，天南地北，大家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
最讲义气的朋友
我和天助结缘于1965年末。
当时我和前夫，蔡君刚结婚不久，鉴于他在新加坡工作得不怎么顺心，商量之下，我们决定换个环境，到吉隆坡觅职。那时天助在秋杰路（Chow Kit）租下一栋五层大厦的顶层（租金比较便宜），作为广告工作室，我们做了他的房客，跟他租了个房间。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友谊。
当时，天助刚解脱牢狱之灾，境况不佳，但写得一手好字，因此就选择了广告这一行。未婚的他，已经有了个相知、相惜的女友，即后来成了苏太的李瑞金。老实说，当时我们两家几乎都是过著苦哈哈的日子，彼此经常出现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经济窘境。不过，也许大家同病相怜，反而建立了一种患难见真情的友谊，彼此扶持，互相打气。
我要说的是，天助是我这一生中，遇到最讲义气的朋友，更为他庆幸的是，他找到了一个可以跟他同吃苦，共患难的另一半，既是家庭的贤内助，也是事业上的好助手。
两年后，我们回到新加坡。听从蔡君务农兄长们的劝告，在武吉知马下半段的路边，租了片两英亩的地，步起其兄长的后尘，当起了现代农夫、农妇的生涯。对我这个出身于小康之家，不曾拿过锄头的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挑战，但欣然接受，甘之如饴。这比起刻板的办公室生涯，显然自由多了，只是要多付出一些体力而已。
然而，对一个好高骛远，不敢面对现实的他，似乎满怀委屈，自以为怀才不遇，随时准备当逃兵，半途而废。而我，却整整坚持了七年，当了七年的“农妇”，种菜、种烟叶，最后种木瓜，无怨无悔。
在那段期间，由于孩子接踵而来，加上全心投入农务，我和天助和瑞金再也没有联系，但是，心中对他俩在我们居住吉隆坡期间，所给予的关照和帮助之情，心存感恩。
世事无常，多年以后，我毅然摆脱了一段不忠的婚姻，恢复了单身，回到故乡。我已经从“蔡嫂”（瑞金之前对我的称呼），变成了一个需要独立抚养三个孩子的单亲母亲，以卖文为生的“爱薇”。有一次，就在吉隆坡出席一项文学活动时，他们从报章上获悉，找上了我，于是，断了十几年的友谊，再次联系上了。天助知道了我的情况后，除了“他妈的这家伙”不断喷出之外，同时也表达了要为我找一份固定工作的承诺。
而这时候的瑞金，早已成了“苏太”。
舍己为华教
后来，天助知道了我拥有一张高中政府文凭（也是最后一届），在他热心地穿针引线下，顺利地为我在吉隆坡某独中觅到一份华文老师的教职。可是，由于兴趣使然，过后我却接受董总的聘请，作为创办一份中学生杂志主编的工作，辜负了他的一番好意。
凡是认识天助的朋友，相信都领略过他的臭脾气，一不顺他的心，不合他的意，一句“他妈的”就会脱口而出。不知情的人，一开始都会为他这句粗口吓了一跳，或者感到不自在。但相处、交往久了，就知道这只不过是他的口头禅，其实不含任何恶意，对我来说，早已见多不怪。
多年的交往，在我眼中，天助是个外冷内热的人。他更是一个急公好义之士，有求必应，特别是经济上。凡是有求于他的，他一定鼎力相助，即使自己手头不宽松，他都要太太去想法设法。瑞金说，她常为此承受很大的压力，但理解他的个性和用意，唯有尽量配合就是。
天助对华教的全心投入，有目共睹，同时也影响了弟弟，苏天明律师。姚丽芳说他是个真正的汉子，绝对不是溢美之词，他认为该做的，绝对不会像广东人说的“托手铮”；要是他认为没意义的，你再怎么求他都没用。一句话，他是个有个性，守护自己原则的人。
嘴巴巨人，行动矮子，在今天的华社，比比皆是。但天助不是。曾跟他共事或合作的朋友应该了解，他说话不多，很多时候却以行动代替说话。别看他外表粗犷，但却有一颗悲悯和炙热的心，这点可以从他集合一班热心华教人士，为吉兰丹中华独中复校奔走、筹划等行动中得以证之。在那段期间，瑞金后来私下告知，有时他甚至“本末倒置”，连糊口的正业（广告生意）都可以毅然、决然地抛在一边，将这些公益事业置于其他一切之上，常让她这个“巧妇”，为“无米之炊”而发愁，也为公司营运开销、为员工薪资大伤脑筋。
如今，丹中，这座屹立于东海岸的巍峨独中校舍，日益增多的学子们的琅琅读书声，凝集了多少爱护华教人士的心血与寄望，今天，东海岸还能保留一所独中，其中也蕴含了天助的一份心意和努力。
这一次，我的老友，幸运之神不再眷顾，奇迹不再出现，你解除了所有的病痛的折磨，安祥地闭上眼睛，坦然地接受了死神的邀约。69岁，不算高寿，生命不在于长短，对你来说，绝对没有白来世间一趟，走得了无遗憾。丹中华社和学子们，对你这位行事低调，热爱母语教育的人，当会铭记于心。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岂止是经典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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