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读大马政治传统上，最流行的方法，便是以族群的角度来解读。这种进路认为，大马是个深度沿著族群分裂的多元社会，在这类社会中，多元族群的交往，基本上仅止于市场上的交易关系，而无进一步的深层沟通与互解。
在这种结构性关系下，不同族群，便得各别经由其上层精英，以各别族群代表的身份，在上层经由协商、妥协、权力分享等来治理国家。这种由上而下的精英式，也常是保密式，排除大众参与的上层协调的制度安排，通称为协同式体制Consociationalism。
在1950-60年代，这种制度安排，也似乎起相当的作用，可1969的五一三事件，突显出了其局限性，也使这协同体制，从相对平等与自愿，转而为明显的支配——服从型强制性协同体制。也就是巫统一党独大，其他族裔成员党当家不当权的不对称体制，而维系这主从不对称权力关系的手法则是综合性的，如硬的方面，用高压性法律，如内安法与言论控制来使人民“失声”。软的方面，则是发展至上主义、消费主义、不当选区划分、不公平的选举（如公器私用大众媒体、政府机关与公款等）等，来巩固政权。不少学人，如罗国华便对此多有论述。
从积极面言，发展至上主义Developmentalism确也如在台、韩、新等地一样，起了相当的作用；可权力的长期一党独大化，也腐化了巫统，更削弱其成员党的吸票力。就巫统而言，权力独大与权钱交易，加剧了巫统的内斗与周期性分裂；与此同时，工业化、都市化等，也使社经结构发生了变化，尤其是马来人内部的利益主体多元化、阶级分化等。这就为大马的政治转型，提供了主客观条件。
进入1980年代，大马政治的宗教、阶级成份已日趋浓厚，在1990年代后期，这个宗教与阶级成分，又与民主改革呼声结合，逐渐形成了新政治，进而催化了新政党与新的政党政治，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加速壮大。
与旧政治不同之处在于，新政治不再只一味或单方面地著重个别族群权益，而是，在族群本位政治上，添加了新的，更具包容性与全民性的内容与诉求，如强烈要求言论、结社、聚会的自由；不分族裔地要求公平选举；反贪倡廉；公开招标；透明治理；社会公正；权力制衡；两性平等；搞好治安；消除朋党主义等。这种新型的跨族群政治诉求，可说是种全民取向的公民型政治，是种关注全民权益的包容性新型政治，正是这种新现象，才使跨族群的净选盟等能发挥全民性的动员力量。
此外，大马的中产阶级中，尤其是华裔，更兴起了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m的社会运动。后物质主义政治与运动，本起源于1970年代的欧洲，后也在1990年代的台韩渐成气候，大马则是迟到的参与者。尽管如此，也显示出人性皆然。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后，多会发生从纯发展主义，实用主义，转向注重更高层次价值的转向。
结而言之，要较全面地解读现阶段的大马政治，除了传统的族群、宗教、语文进路外，也宜与时并进地加入阶级、公民，与后物质主义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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