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政治变革的动力？答案可说不一而足，革命，如1917年的俄国革命；战争的结果，如二次战后日本与德国的美国主导型变革；政变，如常见于第三世界的政变；执政集团的意志如1978年后的中国或后苏哈多的印尼；制度改革，如改变选举制度等，均是可能的方法。
而在政治经济学里，较常提到的方法是，社会经济变迁，尤其是有关社经变迁与民主化间的因果关系。学术界一种流行的看法是，政治变革，如民主化，不一定有促进社经发展的作用，惟持续相当时期的社经发展，通常，或最终会带来政治变革的要求。有些政经学者甚至认为，人均收入（Per Capital Income）提升到一个程度后，便会引发民主化进程，如台湾和韩国。尽管也有例外，如新加坡，惟学者如亨廷顿认为，这只是个时间的事宜。伸言之，新加坡最终也会走上这条民主化的道路。尽管过程有曲折，而非直线的。然而，其方式则是妥协，经由选举与非暴力的手段实现的。
历史地看，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发生在发达国，其方式多是暴力革命；第二次以法西斯主义国家为主，其方式是军事战争；而第三次，多见之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东亚，及南美洲国家。
从性质上言，也是从偏重经济发展（Developmentalism）的威权体制国，走向更高程度民主的民主转型（Democratic Transition）。它以妥协、和平、非暴力为特征的主因在于，在性质上言，威权体制国（Authoritarian Regime），是个重商主义国，它追求的是富强，或国富民强，可在追求富强的过程中，它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搞些自由化，如1990年代马来西亚的文化与经济上的小开放。
富强促进民主与文明
之所以要在政治上集权，而又不得不在文化、教育、经济上放权（程度上的事宜），是因为，不释放民间的潜能，就无法带动成功的经济发展与增长。毕竟，民间部门才是增长的动力，而人民素质的提升，也是不可或缺的。当文化、教育、经济日趋开放后，要求公平正义、透明治理、良好治理、究责、人权与民主、生态环境的要求，也终将出现。新加坡民主化出现慢，是因为它是个廉洁有效的政府，这或多或少减低了人民的普遍不满，也延缓了民主化的强度；可从人性的角度看，富强之后，很自然地就会要求民主、人权这些文明的素质。
伸言之，这涉及了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化的阶段性变化；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其实现的方式与速度自然不一，可总的方向，大体上是相同的。这也是何以，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威权的回潮较少见，且其民主化也较合乎理性与宽容。尽管大规模的抗争是司空见惯，惟却多是非暴力的。
具体来说，人民富强后会要求民主与文明，是因为长期的增长促进了有产阶层的壮大，而有产者较倾向非暴力抗争。伸言之，他们虽要求变革，却不希望看到暴力。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高者，自主性会较强，也更著重个人的自由与个性发展；与此同时，利益的分化与多元化，也会促成非政府组织（NGOs）的崛起，从认识到他们的应享权益，而进一步发展到权利政治与要求政治（Demand Politics）。
也就是，威权型命令政治（Command Politics），会发生渐变与质变。此外，自由市场本身，也有促进多元竞争的功能，甚而至于变质为财团主导国家利益的变形与变质。尽管如此，总的来说，持续的增长很可能致成政治的文明化，或至少注重和平竞争的文明行为。
只是，当持续的增长陷入长期的停滞后，如现阶段已掉入“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近20年的大马，会发生什么另类变化，或长期停滞反而会促进政治变革与民主化，则是值得深究的现实课题。依我看，这个长期停滞，会促使人民深思为何我们会停滞，为何会被后来者居上，进而引发莫大的政治变革动力。这就是国阵的梦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