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警惕自己在观察不同社会时需避免落入本质论的窠臼，却又不得不承认，每个城市确有它自己的性格，有的讨喜，有的讨厌。以搭捷运／地铁为例，便可谈谈台北与新加坡都市性格之大不同。
在台北，捷运是各阶层人士的公共交通选项之一。我的一位老师曾说，台北的秩序是自捷运通车以来才开始落实的。的确，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整个城市轰隆隆地震天价响，大台北地区无不是工地，到处坑坑洞洞的没有一块平地，只有漫天尘灰。但是随著90年代末期，几条捷运路线陆续通车，塞车情况稍见改善，市容也整齐了些，市民开始享受十数年建设的成果。
初始，捷运公司应该有宣导搭车守则及礼仪，但印象中没有多久时间，公众就奉行如仪，自然养成了搭乘共识。搭扶手梯靠右并空出左侧让行人通行无阻、等车排队绝少插队之事、让乘客先下车再上车是常识也是礼貌、上车不争先恐后少有推挤或冲撞他人的情况、车厢让位更是常见的事。
台北的捷运，固然也有拥挤的高峰时刻，以及一张张满脸倦容和冷漠的乘客的脸，但也不无令人动容的温暖。我的同学一次因情伤在归途中的捷运上泪流不止，邻座妈妈让孩子递过来一包纸巾，说：“阿姨不要哭，擦一擦”，此举顿时让她振作起来。
公民道德的沦失
比起在台北，我很少在新加坡搭地铁，但也唯有搭地铁的时候，我才认清台北捷运的秩序背后，是以人文支撑起来的。新加坡的地铁经常人满为患，很多时候所谓的离峰时间，只是意味著你将挤得进第一班开抵的列车；平日上下班的高峰时间，常有三班列车进站你还挤不进去的情形。
故此，人们总是摩肩接踵互相推挤惟恐落后，因为优雅是搭不到车的；月台虽有广播指示候车乘客需让车厢乘客先下车，但候车者为占先机通常不予理会，每每车厢门一打开，便等不及冲进去占位子，特别是在有高人流量的终点站或转运站；这里也没有排队的习惯，你若站在某人身后排队，不久就看见人们大剌剌地站到你前面、旁边，视你为无物，而当列车进站，人群更忽然从四面八方涌现，迳自率先上车；让座虽也常见，但不肯让座、装睡、玩手机、看报纸、目无表情的更为普遍。
新加坡地铁现场常能让人瞠目结舌。我见过一个女孩让座予一名老妇，老人客气未马上坐下，女孩待再劝，不料远处一四肢发达男健步奔来占坐了，脸上毫无惭色。我自己曾让位给一新移民老人，两站之后他旁边的位子空了，他立即把臀部移到两位中间，呼唤和他同行的年轻人来坐，惟恐被我霸占了。见此我走到另一车厢，反倒是我替他俩尴尬。
常读到一位新加坡籍老师在其脸书上发表他搭地铁所见的占与让。遇见对站著的老、弱、（孕）妇、孺视而不见、面无表情而又四肢健全的占座者，他慨然世风日下道德沦亡；若遇上自动自发踊跃让位者，他如同从道德危殆中看到一丝希望般欣然安慰。从他的忧心可看出，地铁让座俨然已成这个国家公民道德存亡的最后堡垒。但同时也引伸出，道德和公民未必可直接联结。
阶级严重分层切割
一名中国籍研究生留言回应老师时称，大家付出同样的票价，凭什么要让位于他人？当在一个国家搭乘公共交通的乘客未必是公民，他们的认识和素养，对城市性格的形塑也产生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像新加坡这样拥有庞大外来人口居住的国家。
城市性格，是城市与市民相互塑造的。在台北，市民以多元开放的价值形塑自我，追求便利之馀也懂得珍惜它、共同维护它，具有一定的人文底蕴。但在新加坡，城市性格的塑造固然受到更复杂的社会条件所影响，不过政府可为而不为，需负很大的责任。地铁站的动线设计不良，导致旅客碰撞难行；月台不划明确的列队框线，仅以一斜角的箭头为标记，给乘客制造很大的插队空间，趁虚推挤；地铁不敷运载、车厢过度拥挤，乘客为争取一席座位夺门而入。
凡此种种，形塑了这个城市犀利、自私、漠然、不让、浮躁的一面，也不无可怜。这亦是阶级严重分层、切割的结果，谁开车谁挤地铁一目了然。如此由菁英建设供中下阶层使用的公共交通系统，便只能反映著这种种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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