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上可以说，现在的人类，绝大部份均是存活于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是，资本主义也非铁板一块，而是有多种模式的，如英美式、日本式、德国式、北欧式，或最近政治经济学界流行谈的“北京共识”模式，即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英美模式备受推崇，而之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 Economy）与中国模式，则变得更引人注目。
英美模式也可称为新自由主义（Neo Liberal）模式，其基本特征为，在哲理上主张个人先于社会，社会秩序是自发形成的，市场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真理；在政治上主张自由至上，政府职能应尽可能缩小；在经济上主张市场有自发调节的功能，政府不必多管闲事，推崇私人企业的伏起性与激励的作用，坚持稳健保守的财政政策，及维持市场的充份竞争等。
只是，理论与实际常会脱节，且常会被既得利益者所骑劫来假公济私，美国自1980年代起，发生了多次的银行金融危机，便是活例。有一种观点便认为，资本主义会发生，如19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主因在于其“赢家通吃”的性质，以至大部份人失去了有效购买力，进而引发了需求不足的危机。
最近，知名的经济学家Joseph Stiglitz写了本《不平等的代价》（The Price of Inequality）一书（2012）便指出，美国的社会经济，既无效率，也不公平，而主因之一便在于1%的人，占据了65%的国民总收入。实则，在过去的30年来，90%的美国人的收入，仅增长了约15%，可最高1%的收入，却增长了150%，其中，0.1%的人，其收入增长率，更高达300%！这些收入不平中，又以财富与资本收入最为不公，比薪资收入不平更甚。
会发生这种现象，也与金融自由化及美国经济的金融化有关系。有人统计，在1980年初，美国500大企业的收入中，金融收入仅占约10%，可到了2008年，却剧升到约27%。这个金融化，也削弱了美国实体经济的竞争力，尤其制造业。因为，它加速了美国人的快速致富心理，与经济的赌场化。更令人气愤的是，投注者失败后，竟然得用公家的钱来打救他们，这种赢了入私人口袋，赌输了由公家承担的做法，更令人对公私机构失去了信心与信赖（Trust），使美国发生了信赖危机（Trust Crisis）。
走了样的新自由主义
贫富两极化、中产空洞化、美国梦碎（工作、房子与高教梦均日趋难圆），也直接破坏了美国人的国民认同感、社会凝聚力、民主基础与法治精神。为此，Stiglitz主张，应加强对经济，尤其是金融部门的管制，限制他们的举债与放贷；加大生产性公共投资；公平合理化税收；减少垄断；让宏观调控政策更具独立性，而非偏向有权有势阶层，助他们劫贫。
他认为，市场经济基本上依然是合理有效的，问题在于市场的规则，管制、政策均受到有钱阶层（Moneyed Interests）的影响，而偏向有钱阶层才造成这个后果。对大马来说，这些分析与主张，也颇有参考价值。毕竟，大马基本上走的，也是被骑劫掉的，走了样的新自由主义，也就是朋党资本主义路线。它让许多有权有势者不想走正路，而只想透过政治、行政手段搞快速致富与获取不劳而获的垄断暴利（Monopoly Rents），其结果自然会致成一个劫贫扶富的邪门的赢家通吃社会。
此外，具“坏”思齐者，也不想拼搏，而想有样学样地，变成寄生虫式的暴发户，这不但不公，也可能种下金融危机的祸源。比方说，个别人士或财团，因政治关系举了一屁股债来豪赌，（据报导，有人便欠了300多亿令吉的债务），或银行金融部门把不良债务BadDebt出售给外资，以便人为地减少帐面上的不良债务比重，而予人美好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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