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世越号客船船难后，韩国媒体广泛报导该国民众出现“集体社会创伤”--民众的日常生活受干扰，有者成天看著新闻落泪，有者讨论事件时因忧郁急躁的情绪而和家人争吵，有者受惊吓足不出户……
通过对互联网和民间舆论的观察显示，我国民众在2宗事件上，在心理层面上也受到了一定的集体冲击，但拉曼大学心理与谘商系讲师暨临床心理师彭开贤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承认，关于心理学上的“社会集体创伤”说法，目前在我国社会较少被关注。
据他理解，大马心理学界现时对于“社会集体创伤”这个部分，也没有进行十分确切和深入的研究。
情绪暴躁正常反应
他指出，一般重大事故发生后，焦点都会集中在个人层面，例如受害者亲友，或劫后余生的受害者本人等直接关系者，却忽视事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以之前的南亚大海啸来说，事件后一般出现的研究都偏向直接或间接的个人心理创伤研究。”
他说， 虽然本身并没有更为准确的研究数据，但在今年接二连三的空难事件后，根据从社交媒体和日常生活上的观察，发现我国社会的确出现了一些“社会集体创伤”现象。
他说，事发后，许多民众首先会转发相关资讯和新闻链接，或在相关新闻下留言，对事故表达震惊；接著，大家会开始转为转载珍惜生命、关怀人性的相关帖子等等。他指出，上述的动作，可视为创伤反应的一种。
此外，有一些人在事件发生后产生愤怒焦躁情绪，并寻找发泄的出口，这也是遭受创伤的正常反应。
“在事件发生后的1 2 - 2 4个小时内， 大家首先是处于震惊的情绪， 不敢相信事情会发生，接著可能有些人的情绪会转化为忧郁，埋怨为何生命如此不公平，为何同样的事件要发生那么多次、引起那么重大的伤亡。”
部分人士在这之后的情绪可能转向愤怒，转而寻找发泄管道；愤怒焦躁的情绪，正是明显的创伤反应。这时候可发现大量网络留言和帖子，以情绪化和非理性的方式埋怨和谩骂各相关单位。
“这之后，也有人的情绪会转化为一种跟自己‘讨价还价’的心理状态，比如设下‘要不要再坐马航’、‘要不要再坐飞机’等各种问题，不断进行心理上自我拉扯。”
他说， 除了互联网， 事件后他也曾和一些担任空服人员交流并发现，有部分乘客，尤其是不常飞行者，在接二连三的空难事件后，乘坐飞机时会反应过敏和焦虑，会向空服人员询问一些问题如：“这个航班安全吗？”“会出事吗？”等反映出自身不安的问题。
灾难正面导向 学会惜福惜缘
槟城医院儿童与青少年专科医生赖鸿华受访时说，灾难对社会心理影响可从正面和负面2个角度来看，认识事件的意义、从灾难中学习教训等，无疑是正面角度。
“但从负面角度来看，若心中的不安和焦虑未被安抚，则会演变成心理障碍和精神忧郁，精神和心理较为脆弱者是其中高风险群。”
赖鸿华说，事件平息后，多数人会返回正常的生活轨道，但视于事件严重性和冲击度，10%-30%个人或会出现“创伤后遗症”。
他说， 一些事件中直接受影响者（目击者、生还者、受害者亲友）或可能出现睡眠困扰、情绪忧郁等情况，而必须接受专业精神辅导和治疗。
彭开贤指出，人们可以发现，灾难后社会普遍存在诸如上述的不安情绪，但随后，一些人会因此发生转变，例如改变政治立场、为人处世态度、想法等。
“比如美国911事件发生后，研究发现事件发生的一年或两年后，一些民众在生活中有所改变，有些人可能变得比较仁慈、善良，或者比较珍惜和亲友的亲密关系。”
他也说，有一部分人也会从事件中寻求其对生活和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灾后心理辅导 本地机构欠积极
由于我国社会对社会心理创伤的普遍认知度不高，各相关机构也并不积极介入，许多相关的政策和公共资源，并未在灾难事件发生后被妥善使用。
也因此，民众或未能在第一时间认知，本身已经从社会灾难事件中受到创伤，也未能第一时间接受“心理急救”，接受妥善的抒发管道和辅导安抚自身情绪。
彭开贤也发现，我国的高等学府在灾难事件后给予的反应也并不积极。
他说，台湾921大地震，或者近期的一些重大事故发生后，台湾的大学生和教授、学者都会迅速给予反应，到救援现场去做一些事情，或者提供一些灾后的心理服务；反观本地，只有少数的大专学府应对迅速。
此外，在2宗马航事件后，对于受害者家属的辅导和相关安排虽然很多，但对于整个空服界以至于一般民众的心理安抚却很少。
他说，官方福利局等单位有提供相关辅导和心理援助公共热线；事发后，这些单位应更积极宣传有关服务，让民众得以善用。
“在我国民众刻板印象中，这些辅导热线是很严重的案例，如重度精神忧郁、有自杀倾向者才能够使用，实际上并非如此。”
避而不谈创伤更大
面对精神创伤经验，很多民众会以逃避的态度来带过自己的不安情绪。
彭开贤说，面对让人不安的事件和个人情绪，许多人若发现没人谈起这个话题，就会避而不谈，不习惯将自身的经验说出来；但实际上如果发现自己有困扰，应尝试和别人交流。
另一方面，赖鸿华指出，心智成熟度尚低的青少年和儿童，往往是灾难创伤案例中受影响最深刻的群体。
赖鸿华说，一般人会有“事件过了就不要说”的看法，但对于遭受创伤者，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父母和师长应该鼓励他们分享创伤经验，为情绪和感受找出口。
“也唯有如此，才能协助他们纠正暗藏心中错误、负面的观念，抽离和释放负面情绪。”
分享生命议题
彭开贤也认为，我们应从学校教育开始培养相关的认知，应对灾难所造成的社会心理影响。
“学校平日可从生命、生死教育，建立学生对事件的概念；教师们在灾难发生后也可通过机会教育，去关注和处理事件对青少年的影响，并协助他们接受正面的资讯，贴近事情的真相，从事件中找到生命意义。”
槟城钟灵独中辅导主任张智玲就此受访时指出，一般初二独中生已开始从学校教育中，接受生命教育相关资讯。
她说，各校有各自的教育方式和管道，一些学校会邀请专家到校与学生分享生命议题。“若发生相关个案，将会通过班导师进行机会教育、在辅导处的协助下，为班级学生提供团体辅导，有需要也会个别进行辅导。”
她指出，马航两件空难事件后，各校也透过不同的方式，如举办哀悼会、设置追悼布告栏、通过班级分享和辅导等等，让学生抒发心中感受，为他们的负面情绪寻找出口。
安抚民众“未知” 谨慎转载讯息
在灾难性事件发生时，如果资讯缺乏，人们会对“未知”感到很大的恐惧，这种恐惧需要被安抚，因此会出现大量不管虚实的讯息在互联网被转载的情况。
彭开贤说，此时，媒体所传达的讯息，对民众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媒体需要去安抚民众的未知，他们的焦虑才会降低。”
因此， 无论是传统媒体（平面及电子）或网络媒体，在转载讯息时，都应该自我警惕，了解所传播的画面会对社会造成什么影响。
“比如在美国911事件时期，相比重复播放飞机撞双子塔大楼、大楼倒塌照片的媒体， 选择播放民众哀悼、互相安慰的画面，更能够安抚民众的情绪。”
赖鸿华也指出，媒体在灾难发生后，应尽量传达讯息准确的报导，过滤和减少未经证实的谣言和传闻。
现场照引恐慌
2名临床心理师说，如今的互联网时代，网络资讯往往先行于传统媒体，真伪难辨的网络媒体消息不停出现，甚至伴随过度血腥的照片，比如MH17空难后的现场照，这些讯息往往将引起社会民众更大的心理恐惧。
实际上，在网络资讯传播时代，掌握了资讯传播权的民众，一方面是灾难事件的创伤受害者，一方面却也扮演讯息传播者的角色。
彭开贤说：“每个人需要思考，转发讯息会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
他坦言，我国缺乏对民众网络使用意识的教育，也欠缺媒体识读教育，使得网民大量转载杂乱资讯。
他说，因此，大量使用网络平台的传统媒体需扮演好角色。“我国网民多数转发来自传统媒体的网络讯息，因此媒体需把关和自律。”
拥有丰富辅导经验的温馨苑副苑长陈惠玉指出，民众应该认知在网络传播资讯的责任，追悼、安慰、鼓励的正面讯息，才能够把灾难后各自的恐惧和不安等冲击减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