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压力问题越渐严重，惟我国心理辅导业的发展却未跟上脚步。大马民众普遍对心理辅导的概念醒觉不足，市场上也因法律漏洞而出现许多不符合资格者以其他名义，如“心理谘询师”或“心灵导师”等名称挂牌执业，其中甚至收取昂贵的“谘询”费用，花钱事小，求助者一旦接受不正规或不正确的辅导，后果不堪设想。
基于《1998年辅导员法令》只能管制注册辅导员，让一些不符资格者走法律漏洞，在没相关的学术或执业资历下，贸然以“谘询师”或“心灵导师”名堂公然收费提供辅导工作，当中对社会构成的潜危害，不容小觑。
《1998年辅导员法令》阐明，“辅导员”是指收取特定费用或任何其他回报以进行辅导服务者，当中第22条文也说明，除非在该法令下注册，否则任何人都不可执行或称自己在执行辅导员工作，也不能使用“注册辅导员”或其他可被诠释为注册辅导员的称呼，同时不能展示任何显示他是一名注册辅导员的标志、板块或卡片等，一旦罪成，将被罚款不超过3万令吉或监禁不超过3年，或两者兼施。
法令生效至今已16年，但其中内容让人混淆，业内对该法令的诠释众说纷纭，虽然第23条文阐明，除非获得该法令下的认证，否则任何人都不可进行“辅导员”工作，但也因此出现不符合资格者，改以其他名义执业的现象，在市场上滥竽充数。
调查发现，目前社会普遍出现几种没有注册，却在执行辅导工作的情况。第一种是一些是受过正规辅导训练者但认为没必要注册，也有一些是接受正规训练后因不想执业而没有注册，第三种则是“辅导义工”，他们受过辅导基础培训，但却不及法律规定的注册资格，这些义工在不同的辅导中心提供热线或面谈辅导。
最后一群则是没有训练背景和资格，仅凭著个人经验或参与一些课程和工作坊后，就以“心理谘询师”或“心灵导师”自居，在市场上分一杯羹，一些甚至以假执照进行辅导工作。
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滥竽充数者擅用媒体或群体宣传，让许多不知情又对辅导观念不甚了解者主动寻求辅导或心灵治疗服务，但最终却在奉上金钱后，因投错医以致心结恶化。
现年38岁的晓晓（化名）就是其中一名在寻求辅导治疗时，面对遇人不淑遭遇的个案。她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说，2年前因为与丈夫感情出现问题，加上工作上面对排山倒海的压力，感觉人生失去方向，每天犹如行尸走肉。恰巧在杂志上看见某心灵治疗师的访问，于是打算展开自救的一步，寻求治疗师的治疗。过后透过电话预约，在预定的日子去到治疗师位于八打灵再也的工作室。
催眠法未见疗效
“一开始她告诉我治疗大概需要5-8次治疗，每星期进行一次一小时治疗，每次收费300令吉。她说她是高级的催眠师，能够透过催眠让我看清我所面对的问题，并能帮我解决目前的困境。”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每次进行治疗时我都感觉迷迷糊糊，感觉上半梦半醒，但我也说不上到底治疗是否有效，但可肯定的在治疗期间我是处于轻松的状态，但治疗结束后，我的情况并没有改善。”
晓晓前后进行了6次治疗，花了1800令吉，后来是经一名曾经接受心理治疗的朋友提醒才察觉，该治疗师的治疗可能出现问题。她透露，后来她通过朋友的介绍转到国立大学（UKM）接受治疗，才了解到，之前的治疗师可能是使用催眠的方式让她放松，但并没有针对真正的问题症结进行梳理与解决。
“我在国大的治疗维持了约3个月，虽然工作上的压力依然没有解决，但跟丈夫的问题总算在正规的辅导员协助下有了一些眉目，后来因为国大的距离关系，我也没有继续进行，庆幸的是目前我还能够面对及处理自己的压力。”
巡回宣传 加强监管
大马辅导局主席诺安妮表示，辅导局于2000年曾举办巡回宣传，向民众宣导心理辅导的醒觉，事隔14年后，该局计划将在近期内筹办新一轮的巡回宣导活动，确保民众懂得辨识正规辅导。
她补充，辅导局也将加强监管工作，除了确保辅导员遵守职业操守，也规定在每2年必须更新一次的执照申请程序中，申请者必须证明自己曾参与各种论坛提升本身的技能，此外也必须展示部分过去曾接受的个案。
对于一些持有外国文凭但不受本地承认的申请者，诺安妮强调，辅导业是针对人心的工作，辅导局不可轻易让不合格者获得执照。她举例，一些申请者通过网络教学课程考取博士学位，但事实上辅导学位必须经历实习过程，否则不符合资格。此外，也有部分申请者提出厚厚一叠证书，显示本身曾参与多个论坛和工作坊，但她表示，申请者最终还是必须考取大专辅导学士学位或硕士学位才能成功注册。
无权管制没注册者
隶属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的马来西亚辅导局在一份调查报告中发现，截至2014年5月31日为止，我国共有5317名注册辅导员，该局主席诺安妮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坦言，辅导局仅监管注册辅导员，并没有权限管制没有注册者。
这5317名注册辅导员中，有2625人是学校辅导员、1703人在政府或公共机构服务、409人投身大专或学术界、175人参与非政府团体，剩下只有405人在私人界执业。
诺安妮说，该局是根据民众的投诉监管注册辅导员，自法令生效16年来，该局仅向一名涉及违反操守的注册辅导员采取纪律行动，即发出警告信。她说，已注册的辅导员为了保障自己的专业，都会遵守法令，至于没有注册者，截至目前为止，该局不曾接获任何有关非注册辅导员的投诉。
辅导局其实也发现市场上出现不符合资格者走法律漏洞执业的现象，有些甚至收取辅导一小时500令吉的高昂费用，诺安妮也担心这些人所提供的“辅导”内容，是否妥当。
投诉交警方处理
她强调，执法单位是依据民众的投报进行调查，她呼吁，民众一旦发现非注册辅导员在市场上进行辅导工作，应立即报警。
“我们不是执法单位，只是负责注册的单位，民众向我们投诉，在调查后我们会转交警方处理。”
她坦言，因面对心理问题而需要寻求辅导帮助的民众，又再面对遭欺骗的情况，他们都会为此感到羞耻而不敢投报，一些更不敢告诉别人自己寻求辅导帮助，选择息事宁人。
对此，注册辅导员李志祥博士认为，这是法律上非常大的漏洞，让人觉得注册后受到管制，没有注册者反而更自由，让胡来的人更为所欲为，“这对一个专业发展而言，是在扼杀专业，本应保障专业发展和公众利益，但听起来并未保障公众利益。”
此外，李志祥估计，在私人界市场上执行与辅导相关工作者远远超过400人，或有逾4000人，这其中包括持假执照者，一些“伪心理辅导师”还颇有名气，常接受媒体访问，有些甚至将工作坊的录影到处宣传，也有的为报章写辅导专栏，公然刊登与个案的对话。
他说，大马辅导业目前还在启蒙阶段，相比社会心理病越来越复杂的趋势，该专业的发展速度远远不及心理问题发生的速度。
“心理困扰、心理压力问题越来越普及化，压力会引发其他心理和精神挑战，焦虑和忧郁个案也很多，个案主角也趋向年轻化。”
他呼吁妇女部、辅导局和执法单位，需加强公众对该领域的意识，不仅仅是专业自身的监管，同时为了避免社会乱象，应该制定机制加以管制。“媒体也必须负起责任，对背景来历没有充分了解，只因治疗法标新立异和附有神秘色彩而报导，将让不合格者获得宣传和炒作。”
辅导义工界线模糊
普罗大众在面对心理压力或问题时，若没能力谘询收费的心理辅导师，通常都会选择接洽由非政府组织经营的电话辅导热线服务，惟这群“辅导义工”当中，有不少并非注册辅导员，他们的资格和专业受到怀疑，一旦政府严厉执行《1998年辅导员法令》，首当其冲的将是这些辅导义工。
注册辅导员林致承也是马来西亚生命线协会的辅导义工之一，他坦言，政府现阶段还没有严格执行该法令，让他们在字眼上走法律漏洞，以继续义工工作。
“法令中辅导员的解释是“收费提供辅导服务的人员”，那没有收费可以吗？我进行辅导工作但我不收费，这算犯法吗？由于没有人曾经将类似案件提上法庭，因此不确定法律该如何诠释。”
他指出，事实上，大马辅导界自七十年代开始都是由辅导义工在进行辅导工作，当时根本还没有专业或有执照的辅导员，而是由辅导义工一代接一代的进行培训，直到近期在《1998年辅导员法令》通过后，这群非常有经验的辅导义工却突然变成非法了。
他补充，生命线主打的是辅导热线，法令内也没有提及辅导热线属于辅导工作，许多辅导界人员也不认同辅导热线是辅导工作，部分学者认为，只有面谈才算辅导工作。“除了辅导热线外，我们也有做面对面的，但如果面对面时我在辅导，那可能就会犯法，有没有收费算不算犯法还不知道，但如果我说我在做个人谘询，就没有犯法了。”
询及进行电话辅导的辅导义工是否需要专业文凭时，拥有注册资格的林致承认为，辅导义工属辅助人（paraprofessional），辅助人员与专业人员有不同的训练方式，正规的专业训练涵盖所有训练，辅助人员则只需接受应情况所需的训练。
“专业训练的大学课程中，我们会学统计学、如何写论文等知识，也会从辅导原则和历史发展开始学起，但在训练接电话的义工时，我们只需要他们懂得处理一些情绪、有同理心、确保会倾听、会建立关系、会安抚情绪、以及一些理论知识即可，学习时间也比较短。”
“我们主要确保义工不能伤害事主，无法帮助对方没关系，最重要的是不能伤害他，第二点是陪伴他、倾听他，第三若能帮助他，让他听了电话觉得充满希望，那更好。”
电话辅导 过滤个案
林致承认为，电话辅导或社区辅导可算是精神健康网络的4个层面中站在最前线的一群，因电话热线最简单便捷，接触面最广，任何人面对心理问题都能打电话，但义工必须知道界限，例如发现个案需要进一步协助和辅导时，就必须将个案转接给辅导员。
“电话辅导是第一防线，可过滤个案，尤其在辅导界资源不足的情况下，面对真正需要进一步协助的个案才转接。”
他补充，在转接给辅导员后，若个案出现病态现象，如精神疾病，那他们将转接给临床心理师，一旦发现患上精神病或忧郁症等，就需转接给最后一道防线，即精神科医生。他指出，在国内注册辅导员不足的现象下，生命线也进行面谈服务，倘若国内有足够注册辅导员，生命线非常乐意仅专注在电话辅导工作。
他强调，生命线内有不少义工没有注册资格，但只要经过生命线的培训，都称自己是义工，而生命线并没有收费或隐瞒部分辅导义工没有注册资格的事实，倘若民众怀疑义工的专业性，也可选择谘询收费的注册辅导员。
他认为，法令不完整造成辅导市场出现乱象，他呼吁政府修改《1998年辅导员法令》，扩大法令涵盖范围，即管制社区辅导服务、辅导员和临床心理师。他说，精神科医生已有卫生部管制，但前3个层面中仅有辅导员在上述法令下受到管制。
辅导团体早前成立组织，欲与政府对话，要求检讨法令涵盖所有层面，确保这些人不会因该法令而变成非法人员，包括发展另一个机制，即不许凭著大专院校的资历，以另一个考核和检核制度，让一些从事义工行业已久的人报考并认可他们。
林致承表示，此对话最终因政府没有就法令采取任何行动而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