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小六检定考试2科目试卷上周被揭泄题，除了引发人民对公共考试的保密担忧，一些教育工作者也把矛头指向我国教育制度不健全，包括以考试成绩作为进入优秀学校的依据。
根据调查，我国在过去40年来至少发生了逾10宗考试泄题事件，每每发生这类问题，政府及考试局官员总是承诺不会让事情重蹈覆辙；惟，上周我国再次揭露小六检定考试（UPSR）科学及英语考卷外泄事件，已让我国考试制度的诚信受到质疑。
为了进入好学校或为了顺利毕业，都不能成为泄题、抄袭、贿赂考官的理由，这些都是学术殿堂中严重的弊端。考试作为学生学习的总结评估，但以“旁门左道”求过关，对于考生人格发展，尤其是踏入社会后的工作态度及能力，令人甚忧。
本期《东方上爱FM》电台节目，邀来史里肯邦安国中校长戴庆义及民政党副主席刘华才，为大家剖析考试泄题事件背后的“元凶”，详谈此事对我国人文社会发展所构成的影响。
近来小六检定考试试题在社交网站及手机应用程序等管道流传，揭发了这起泄题事件的内幕，无不令人感叹，网络崛起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化竟成了泄题的帮凶，更令人开始深思，国内一些补习班以“猜题”方式让学生作复习，是否可被视为一种违规的行为。
史里肯邦安国中校长戴庆义指出，补习班以“猜题”方式为学生提供考试复习并没有违法，因为这其实是一般补习中心都在使用的备考策略，惟在道德上或许是有违教育理念的。
他说，一般在考试前，许多补习中心都会举办大型的考试讲座活动供考生参与，当中就会以“猜题”方式来让学生进行复习，惟假设有关补习中心一直主张“考试贴士是从可靠消息来源得来”等说法来招生，在道德考量方面则比较有争议性。
他表示，除了补习中心外，很多学生本身也会积极地推测考题，即考生选择性专注于某个课程纲要，但一些对自己负责任的学生，他们除了会专注在所猜测的课程章节，亦不会忽略其他课程内容。
“所谓‘猜题’是指，他们通过对历届考题所进行的分析，会选择专注在某个课程章节。除了补习中心，学生本身也会猜题，课外参考书也会使用此方式设定预测题。”
“假设猜中了考题，当然他们的成绩会比较杰出，但若要硬性规定猜题是违法之举，是不对的。”
测题不同泄题
提及部分补习中心的考题预测准确性极高，是否就意味著有泄题之嫌时，戴庆义表示，有些补习中心或学生确实是比其他人来得积极，即通过仔细分析来掌握考试迹象，因此其测题的准确性或会比较高，但却不一定存有泄题成分。
不过，他表示，很多学生之所以会有“某家考试中心的考试贴士及预测题命中率很高”的心态，有时只是人云亦云的想法。
他举例，过去有一家补习中心确实曾涉嫌泄题事件，该中心所准备的考题近乎都猜中，这使该中心名声大噪，吸引了不少补习生。惟接下来的历届考试中，尽管其预测题的准确性大降，却仍有大批学生在考前往该中心补习或参加讲座。
另一方面，民政党副主席刘华才则认为，在此事件上，我们必须确定“泄题”本身的定义，而真正泄题其实是考题与所预测的题目100%吻合，否则仅是猜测，并不属于泄题。
他坦言，他当年在考大马教育文凭（SPM）的数学科时，其补习教师曾大概向他说明试卷中的考试规格要项，如考卷从哪题开始会涵盖哪个课本章节的内容，但这些都属于技术性的指导。
嘉宾开讲：科技发达 泄题速度更快更广
我国最早的公共考试泄题事件可追溯到1974年，当年一名办公室职员盗取普通中学教育文凭（O Level）考卷，导致考题外泄。
然而，40年后的今天，考题泄漏事件不断重演，而在科技发达及网络资讯泛滥的年代，考题外泄方式可说是林林总总，令人担忧。
民政党副主席刘华才指出，尽管在过去的年代也曾发生考试泄题事件，惟当年的资讯科技不如现今发达，因此，相比过去，有关外泄考题被流传的速度不如现今来得迅速，其影响层面亦没那么庞大。
他表示，随著科技发达，包括网络崛起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化，无疑是加速有关外泄考题等资料被广泛散播及流传的主因之一。
他举例，基于现代人能够上网，可轻易把讯息贴到面书等社交网站，将考题公告天下，有者甚至更离谱地通过网络向他人要求题目的事情。
“我觉得这次事情为何演变得那么严重，也是因为科技比以往更发达，可能在早期我的年代也有发生类似问题，但当时科技没有那么普及化。”
另一方面，史里肯邦安国中校长戴庆义则表示，过去也曾发生考题外泄事件，而在以往的泄题事件中，一般是有人通过盗取考卷资料详情，并将有关资讯卖给如补习中心等第三方。
戴庆义提及，如在1983年大马高等学校文凭（STPM）国语考卷泄题风波，当时作为考生的他，也是受害者之一。
他表示，基于当年没有网络及电脑科技，考题是通过考试局官员使用电动打字机及旧式的条码打印机来印刷出来，而在考题完成打印后，所使用碳带就会被丢弃，不会再被使用，但当时就有一名在有关办公室工作的职员把此碳带窃取，并卖给他方牟利。
他补充，相比起如今科技年代，当有关外泄考题通过社交网站及手机应用程序等方式传播，亦不能说明讯息传播就是涉及泄题的人。
“很多时候，教师都不知道最终的考题是什么，他们只是收到一些市面上所流传的信息，再把有关信息传给其他人，但其实他们并不知道真正的考题内容。”
考卷应列高度机密文件
在我国，大马公共考试的考卷已被列为机密文件，受到《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的保护，因此涉及泄题者一旦被判有罪，将被判最高监禁7年或最高罚款1万令吉的重刑。
民政党副主席刘华才指出，根据我国现有法令，机密文件的机密程度共分为3大等级，即高度机密（Top Secret）、机密性（Confidential）及限制性（Restricted），而考卷则属于第二等级的机密文件。
他表示，实际上《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已在1985年被修订，而根据修正条文，任何泄露考卷等机密文件者，必须强制入狱至少1年或罚款不超过1万令吉。
他认为，政府理应将考卷的机密度提升至更高层次，即将它列为高度机密文件，以通过加强其刑罚来告诫各方包括官员、教育工作者甚至民众，从而杜绝泄题事件发生。
此外，史里肯邦安国中校长戴庆义表示，他认为，除了加重刑罚，为了让孩子考取好成绩而涉及其中的家长也须受到对付。
他指出，泄题风波之所以会发生，家长为求孩子考取佳绩的虚荣心态乃问题主因之一，即这些家长不惜通过金钱来购买泄漏的考题，才会导致这类有需求就有供应的局面。
对于一名听众提到，基于教育部目前所执行的高表现学校、考试表现作为奖励以及新奖掖制度计划（BAI-AH），也是导致教职人员涉及考试泄题等不道德行为的原因，戴庆义校长则不表认同。
戴庆义指出，所谓新奖掖制度计划是为了表扬对学校有卓越贡献的校长及老师，但这非意味著，许多校方会为了这些奖项而不惜做出泄题等不道德行为。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学校教师及校方本身的态度，好像我的学校就招收了很多成绩不好，需就读预备班的学生，即占整体40%。可能一些学校会为了整体的学生表现而拒绝这些学生，但我校不会。”
“考佳绩”期望衍生乱象
所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天下有哪一个家长或父母不期望孩子能在公共考试中取得优秀成绩，并进入名校或高等学府就读，顺利完成学业？惟，这种“文凭至上”的思维最终衍生许多如泄题风波、买卖假文凭等不健康的教育乱象？
史里肯邦安国中校长戴庆义认为，家长或父母希望孩子能够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是毋庸置疑的，但假设学生以“旁门左道”如考题贴士来进行考试，并完成学业，这将对其个人的行为塑造及踏入职场后的发展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戴庆义直言，在一些考题外泄课题中，最令他感到担忧的是，有关事件对学生或考生本身所构成的影响，包括其个人品格及价值观的塑造和处世态度。
他说，若考生从小就以这种方法考取好成绩，未来在职场上也会不择手段，如捏造文件、购买假文凭等，来达成目标。
“但在职场上，他们若以这种心态做事，他们其实能走多远？”
此外，大学讲师刘华才博士则认同，泄题事态严重，因此事将荼毒考生的心灵，对于其他不曾涉及此事的学生亦极为不公平。
刘华才说，如对一名积极努力的学生来说，却因一些害群之马而需要重考，令他们感到之前的努力被否定，这是令人痛心的。
他表示，尽管学业成绩未来将作为一个人在步入职场前的标准指标，惟为了到达目标却不惜通过“旁门左道”来取得好成绩，是不应该的。
他说，相比之下，我国教育制度也必须进行改革，即改掉一直以来的“填鸭式”教育，才能培育出更有素质及更具独立思考能力的下一代。
教育不能只著重绩效制
2014年小六检定考试2科目试卷上周被揭泄题，不禁令国人对我国公共考试的诚信感到质疑。在设定考题、印刷、运输、保管考卷及分派考卷的整个过程中，究竟是哪一个环节出错，受人关注。
面书网友戴和轩表示，如果教育部和教育局不以注重考试的学校平均等级（GPS）、不设立高表现学校、不以考试表现作为奖励，以及不推行新奖掖制度计划（BAI-AH）的话，教师还会想方设法去提升学生的考试成绩吗？
他指出，现在很可悲的是，教育工作者要陪同一些没有教育理念的人一起疯癫。难道教师忘记当年在学院学习过，学生为何需要考试吗？这真是教育界的悲哀！
“考试究竟是考学生的能力？还是考学生的考试技巧？还记得，数年前，有学校甚至禁止成绩差的学生参与考试，深怕拉低学校的表现。问题一环扣一环，请问有人正视吗？教育本来就是育人事业，根本不能以企业的绩效制度来管理。”
听众Adrian认为，发生了此次泄题事件，导致考生必须重考，对考生是极为不公平的，亦增加他们的学习压力及心理负担，令人感到痛心。
网民陈珍则表示，承印考卷的人士，要把它泄露轻而易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