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再穷不能穷教育！尽管为人师表大半生，但刘瑞文也与从事其他职业者无异，为了筹集3名儿女的教育费，忙忙碌碌地过了数十年，所幸子女们也不负期望，让已告别杏坛的他及妻子甄宝兰，每当想起昔日的忙碌日子，依然深感一切都值得。因为，养育及成就儿女的数十年过程，即是他人生中最骄傲及最感人的故事。
现年62岁的刘瑞文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笑言，或许是本身从事教书育人的职业，所以特别注重子女的教育，早在3名子女步入学龄前，即与同样执教鞭的妻子开始担心子女日后的教育。
“毕竟在社会眼光中，老师的孩子不能差到哪里去，若教不好，大家更会对该名老师也会失去信心。”
惟他表示，尽管夫妻两人能在小学及中学阶段给予孩子教育，可是当孩子日后要上大学，高昂的大学教育费对他们则是一大的挑战。
他指在80年代，老师的薪水只有1000多令吉，可是20年后孩子到大学深造时，保守花费就需要20万令吉，而3个孩子就需要60万令吉了。
别无选择，当时的刘瑞文决定未雨绸缪，一周7天开办教补习，以尽早筹集孩子未来的大学教育费。
“想起1980至1995年的那段岁月，担任中学上午班老师的我每天放学后，就前往补习中心教补习，从下午1时至晚上9时30分，马不停蹄，即连周六及周日，也利用上午9时至下午3时的时间教补习。”
感谢妻子不辞劳苦
至于在小学下午班的担任英文老师的妻子甄宝兰，每天下班后的傍晚7时至晚上12时，都在督促子女做功课，隔天上班之前则会为子女准备习题，好让孩子在放学后有习题可做。
两夫妻在担任学校教师以外的时间，依然一人主外，一人主内，不只是为了育人子女，也共同为培育自己孩子成人成才而努力。
此外，刘瑞文也说，那时教补习的薪酬为每小时15令吉，要筹集足够的儿女教育费不容易，所以他每天教补习，只有在政府考试，如大马教育文凭或初中评估考试完毕之后，还有公共假期才能休息。
然而，兼职教补习的生涯持续了长达15年后，则因他升任为中学副校长，基于职务忙碌，才决定停止教补习工作。
欣慰的是子女们的学业或事业都有所成就，如长女刘慧珊是沙巴妇女及儿童专科医院药剂师，而长子刘忠彦及幼子刘家彦皆为律师，其中刘忠彦目前更在伦敦大学，攻读企业商业法律硕士课程。
他也非常感谢妻子的付出，不辞劳苦地教育孩子，从小为孩子们奠定三语根基，同时也灌输孩子们礼义廉耻的良好品德。
学业成绩非一切 尊重孩子才华
待学生如子，尊重每个孩子的才华特质，刘瑞文在杏坛耕耘数十年，一直秉持著教育不应只偏重于学业成绩的理念。
他透露，今年农历新年前遇见曾教导的一名学生，对方在学生时代就非常喜欢唱歌，而毕业后更前往吉隆坡，担任活动策划人兼司仪及歌手。
“他还告诉我，以前从未想过将成为活动策划人，这就是典型的将兴趣变成事业的例子。”这正是他常向学生灌输的概念，即每个人一定要有自己的理想，不一定要成为医生或会计师，但是一定要成为一个比父辈更杰出的人。
此外，刘瑞文表示，执教时也常询问学生的家庭状况，当学生回答说爸爸只是在夜市卖云吞面，他问学生有没有想过做开面厂；若来自水果小贩的家庭，他则鼓励学生可通过互联网从事水果篮的生意。
他相信师长的一席话，往往就像一簇小火苗，点燃了学生的心灵，启发他们发挥未知的潜能，而每个行业都有其价值，透过教育及启发，皆可培养学生成为一个比上一辈更好的人。
提倡不以成绩分班
结束杏坛生涯之前，刘瑞文最后的职务是在怡保三德国民型中学担任校长，当时的他坚决推动了“一个都不能少”教育理念，落实不以成绩分班的制度。
曾在各源流学校执教的他认为，国内的华校多偏重于学术成绩，甚至推行以成绩分班制度，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完善的教育理念。
他看到成绩好的学生，往往抗压能力低，反之成绩欠佳者，往往拥有良好的沟通技能或其他才能，若不分成绩，大家融合在一班，反而达到互相学习的效益。
当时，三德国民型中学共有7个与音乐相关的学会，并在他的鼓励下，有超过90％的学生都参与上述的音乐学会，同时也每年举办4至6场不同的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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