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办报，和我们现在大不同，不要说新闻内容方向，在科技层面上，也比现代更具挑战性。
可曾想过，以前那个没有电脑、没有数码相机的年代，报纸要怎么和时间赛跑，怎样在特定的时间内将新闻和照片“交”出来，又怎样印在报纸上？
在80年代或更早之前，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要将记者的新闻稿变成新闻印在报纸上，必须经过“拾字部”，或称为“字房”、“排字部”的拾字工序。
曾在《星槟日报》服务超过30年的何女士（72岁）说，她在67或68年加入《星槟》，当年拾字部的工作，就是对照记者的稿，从茫茫的铅字中，靠著部首找出正确的字。
那些铅字会根据新闻的长短放在一个方形的字盘上，如果发现放错字，就用夹子夹起铅字，替入正确的，最后再排入体积较大的标题铅字。
整篇新闻排好后，字盘就会交给编辑部的人校对排版，编辑部会将各篇新闻叠在一起，拼成一版的报纸，再送到印刷部印刷。
只是拾字有什么难？一个长形的铅字，上头印著小过0.5公分的字模，就跟我们现在在报纸上看到的字体大小一模一样，中文字部首有多少、文字有多少，连他做了30年，都算不出来。
拾字熟能生巧
可是，她却对此感觉轻松自在，并说拾字是熟能生巧的技艺，加上当时风华正茂，眼力好，所以只需几分钟，就能拾好一篇的新闻。
经过印刷后的小铅字会送到铸字部融化再铸，用作标题较大的铅字则会送回字房，明日再用，所以拾字部同事的手，每天都染著黑漆漆的墨渍。
她说，每天吃饭的时候都要用煤油先把黑黑的手擦一擦，不然就用肥皂洗一洗，甚至有时候只是用布抹一抹，就吃起饭来，以前的人对卫生还没现在那么讲究。
报馆倒闭 老员工遗憾遣散费泡汤
在《星槟》服务30年，说到对《星槟》的不满之处，何女士只对《星槟》要倒闭前，说好要给老员工的遣散费最终没有给感到遗憾。
80年代之前，在报馆拾字房工作一个月薪水只有70令吉，80年代后才加至100，后来再加到200令吉。
《星槟》在80年代易手后，内部财务出状况，拖欠员工数个月的薪水，因此打算给老员工一笔遣散费，当作让他们提早退休，也是变相裁员的一种手法。
举大字报示威
当时有人建议他们跳槽，但听人家说，其他报的主管并没有《星槟》的随和，工作也比较压力，她和同事念著“做生不如做熟”，最后还是决定留下。
虽然最后有把拖欠员工的薪水还清，但《星槟》却在毫无预警下宣布结业，老员工原本应得的2万令吉遣散费从此石沉大海，当时她和同事还曾到国家银行前举大字报示威。
虽然害怕，但她说，2万令吉在当时是大数目，为了钱，也没得怕，遗憾的是，到最后还是无法把钱要回来。
《星槟》倒闭后，何女士在1987年转到新设立的《光明日报》服务，拾字部已经变成打字部，用电脑打好新闻稿打印出来后，再剪贴在纸上。
56岁退休的时候，辛劳了大半辈子的她只拿到6万5000令吉的公积金，可想而知，2万令吉的遣散费在当时是多么重要，也是为什么让她至今依然深感遗憾。
工作轻松 看戏打盹还开赌
何女士回忆，那个年代的工作并不忙，早上8时到公司上班，先排广告版，中午排新闻版，没工作的人就去按部首排字，方便要用的人更快找到字模。
每天大约下午4时许没什么工作的时候，还能到隔壁的金华戏院看场戏，当时一场戏也才收40仙，非常便宜。
后来金华戏院倒闭后，开了间舞厅，里面不是给寻常百姓去跳舞的，而是脱衣舞厅，供男人们去看秀的。
好奇心不断作祟，但又消费不起看秀的钱，她和同事放工后就攀舞厅的外墙从外面看，看当时的脱衣舞后陈惠珍把一层一层的毛巾脱到最后，总算开了眼界。
有的时候，同事们会趁主任不在，偷偷打盹，又或者开起赌庄来，身边有什么都能拿来赌，甚至只用火柴计算数量，也能赌一通。
她说，只要把手上的工做妥，主任基本上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当时上班的自由度非常大。
“供奉”主任求加薪
说起主任，拾字部当时有约10名同事，但只有一个主任在管，上层基本上不过问，无论是排班、升职或加薪，全都由主任决定，所以人人都会买主任三分怕。
到了每年加薪的季节，同事们时不时会买些糕点，或主任喜欢的黑狗啤当“供奉”，她笑言，同事们当时都开玩笑说当作是“擦虎爷的嘴”，这样才能确保有份加薪，或加薪的幅度。
上班期间主任能喝酒，可想而知，当年的工作环境，不只是“轻松”两个字所能形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