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威省小径笼罩在一层淡淡的雾气中，俗称茅草的lalang（狼尾草）在林间随风轻轻摇曳，仿佛无声地低语。天色渐明，39岁的法国天主教神父Fr. Adolphe Couellan独自沿著林道前行。他刚刚在Alma园（今大山脚阿儿玛地区）与园主用过早餐，正踏向大山脚神父宿舍的归途。
那是一条他走过无数次的小径，熟悉而安静。他手中握著一把中国油纸伞，衣袍在热带湿润的空气中略显沉重。突然，草丛深处传来一阵异动，一道巨大的身影无声地掠出，犹如一道橙黄带黑斑的闪电，如梦魇般扑入他的视线，落在他前方数尺之处。
是一头老虎！毛皮上斑斓的花纹如火焰燃烧，眼神锐利而空洞，仿佛丛林的幽灵突然化为实体。那一刻，天地仿佛陷入凝滞，时间在草丛与呼吸之间冻结。神父并没有惊叫，也没有转身逃跑。他急中生智将手中的油纸伞猛然撑开，直指虎面。
纸伞"啪"地绽放，在沉默的空气中响得格外清脆。老虎一怔，似被这突如其来的奇怪动作吓了一跳，猛然朝一侧跳去。神父随即转身，再次对准老虎"啪"地撑开伞面。虎犹豫了，开始围绕著他左右跃动，试探进攻的角度，神父也一次次重复著撑伞的动作，像某种诡异的"舞蹈"。
这场诡异的"舞蹈"持续了数轮，老虎始终未能突破那小小的油纸伞构筑的防线。神父挥动雨伞成功分散了老虎的注意力，他设法爬上一棵树并呼救，大山脚的会众久候不至，便结队前来寻他。当人群临近时，神父高呼示警有虎。最终，老虎低声发出一声短促的咆哮，仿佛带著不甘，又带著一丝疑惑，调头钻回了密密的茅草浪中，消失无影。
神父站在原地良久，他的手还紧紧握著伞柄，掌心满是冷汗。他加快脚步，急匆匆回到大山脚的宿舍，随即泡入一盆冷水中，试图驱散心头那未曾发出的惊吓。"我只是需要冷静一下，"他向人解释，"洗去那一刻的寒意。"
可第二天清晨，他却再也没能起身。他的身体并无虎伤，也无热病，医生找不出明确的病因。他只是沈沈地躺著，像是灵魂仍停留在那片草丛之中，与猛虎的目光对峙。约莫两周（一说两月），神父悄然离世。另有一说，神父返回槟榔屿后不久，因这场遭遇引发破伤风而不治身亡。
那是1859年的旧事了。神父之死，不因虎爪之伤，而是源于那一瞬间深植于心的惊恐？大家说，他是被"吓死"的。而这件事，也很快在海峡殖民地传开，成为坊间津津乐道的传说。在那个时代，草丛中的猛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种面对死亡的凝视，即便活了下来，也可能再也无法走出来。这段往事，恰是19世纪威省拓荒者艰难处境的鲜活见证。
这不是杜撰的小说情节，而是综合1899年Prisoners Their Own Warders（囚犯自为看守者），以及1902年Anecdotal History of Singapore（新加坡旧闻录）二书的记述。无独有偶，瑞天咸（Frank Swettenham）在被任命为海峡殖民地总督之前，1899年他所著The real Malay（真正的马来人）亦提及两名马来警员以中国伞与长刷子吓走老虎的经历。
回到神父Couellan，1840年代，闽南话与客家话方言群的基督徒家庭，从峇都加湾（Batu Kawan）迁移至大山脚定居，并在当地务农和经营果园。身为法国巴黎外方传教士（MEP）的Couellan就是他们的本堂神父，1846年他26岁即来到英属马来亚服务，不久即负责牧灵以种豆蔻为经济支柱的这群华民教徒。后来一场疫病摧毁了大部分豆蔻树，迫使社群迁往他处尤其大山脚。不幸是，神父1859年又已殒命。至19世纪下半叶，峇都交湾教区并入峇冬丁宜（Permatang Tinggi）堂区。大山脚著名的圣安纳教堂（St. Anne's）首座小圣堂即出自Couellan神父之手。
2020年英文版A French Heritage Trail in Penang（槟城法国文化遗产之旅）手册，虽有提及Couellan神父，但轻轻带过一句killed by a tiger（命丧虎口）；2005年英文"马新教会及教堂史"则称，神父因遇虎惊吓而精神严重崩溃，约两个月后在堂区的神父宿舍中去世。
至于神父用来驱虎的中国油纸伞，我们年少时都曾使用来挡阳遮雨，是以竹子为骨架、纸为伞面，再涂以桐油或其他植物油防水处理的一种传统手工伞具，可惜如今很少见到了。
欧洲人记述了在英属马来亚与老虎遭遇的不少事迹。1894年N.B. Dennys博士 A Descriptive Dictionary of British Malaya（英属马来亚描述词典）提及一宗罕见意外：老虎通常通过陷阱或木制陷坑捕获，在这些陷阱中，有时会有沉重的木头压落在老虎身上，如果释放装置触发不当，有时也会伤及人类。Dennys提到一位法国神父在峇都加湾不慎落入装虎陷坑，被底部的竹签刺穿，未等被救出即当场死亡。
然而，在诸多欧洲人的文献及档案中，虽有老虎在马来半岛袭击欧洲人的经历，却几乎没有发现欧洲人被老虎咬死的记述，是不是性喜狩猎的欧洲人不愿承认他们曾被老虎袭击的伤亡？不过1835年在新加坡郊外的虎袭兴许除外，原来英殖民工程总监G. D. Coleman和一群印度劳工在测量时遭遇老虎，由于老虎撞上了Coleman的土地测量设备后迅速逃走，所幸无人受伤。这个场景被一位德国画家E. Leutemann以浓厚的殖民时代欧洲视角描绘重现。
1849年马来文学巨匠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的代表作，讲述了一个关于英国驻马六甲长官险些死于虎口的有趣故事：William Farquhar上校有个习惯，就是在午饭后骑马外出，绕Bukit Melaka一圈，远至马六甲附近的乡村。有一天，他骑马到了一个叫Bukit Serindit的山丘。显然，有一只老虎正埋伏在路边的草丛中。
当Farquhar的马接近时，闻到了老虎的气味，顿时喷鼻，不肯前行。但Farquhar用鞭子催促，马便猛然跃前。当马跑到老虎藏身处时，老虎跃出，想要扑向Farquhar。但马跑得非常快，老虎只咬到了Farquhar的帽子，并叼著帽子逃走了。Farquhar平安无事地回到马六甲，但帽子却没了。
文西阿都拉还写道，Farquhar曾在家中养了一头关在笼子里的老虎，这只老虎是之前被捕获的。不幸的是，有一天，一名工人被派去修理老虎笼子，却被老虎撕掉了一只眼睛和半边脸。最终，Farquhar不得不开枪将老虎击毙。
由此可见，英殖民官员对圈养老虎似乎有一种执念。1885年英殖民官员Abraham Hale提到一头经常出没于近打的巨虎。话说很久以前，有个人捉到了一头老虎幼崽，并将其带回家中饲养。这只幼虎性情温顺，与男子一起生活，直到主人去世，它才回到丛林中，并长成一头身长13尺的巨虎，虽然无人真正见过这头巨虎，但偶尔会发现巨大的足迹，并听到巨虎的咆哮声，响亮到可以从地摩（Chemor）一直听到华都牙也（Batu Gajah）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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