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亨矿镇林明（Sungai Lembing）是一个传奇的存在，一度为世界最大也最深的地底锡矿，最深度达到惊人的2400英尺，矿工人数一度亦高达3720人，19世纪初林明开发初期，名气甚至比新加坡更响。林明全名双溪林明，大家都说源自采锡先驱林明，印裔文史工作者S. Durai Raja Singam更称，看起来这有可能是一个中文地名，最初可能类似Lam Beng's Sungei或Sungei Lam Beng，即林明河之意，换言之S. Durai相信先有中文林明河，而后始出现马来地名Sungai Lembing。
此说与雪兰莪的适耕庄相似，之前都说先有中文适耕庄后有马来地名Sekinchan，然而1917年地图显示Sungei Sekinchang早已存在，而中文适耕庄乃1948年后组建新村始出现的新地名。不过，笔者至今尚未发现地图中的Sungai Lembing比中文林明更早存在。话虽如此，1924年英殖民官员John Anderson记载了吉打Mirbow（应为马莫Merbok），附近即有一个地方称Sungei Limbing。
Limbing 与Lembing看似不一样，若考虑洋人的习惯性英文拼音，那么就不奇怪了，如Anderson亦把雪兰莪的沙登（Serdang）拼成Sirdang。马来文Lembing即为矛，马来社会相传统治者在河流中看到矛的幻象，遂将此地命名“矛河”，另一说原住民掷矛追逐逃进河里的鹿而得名。1938年S. Durai在他的第一本地名考证，也对林明地名出自一名采锡先驱存疑，并记述“在小溪淘金却挖出一捆矛”的传说，然而1980年S. Durai第三本地名考证却称地名源自采锡先驱林明。
至于最早有记录林明的中文文献，当为1930年郑翘松编撰的《永春县志》，“林明，霞凌人，壮年游英属之马来半岛，冒险入关丹地。初开，巫族土人屡为梗，弗恤也。尝于所营锡矿地左近大树上刻林明二字。后人当其地立市，即以其名名之。之未几卒，妻守志，其兄子光挺为之立嗣。” 屡为梗，即阻挠也，弗恤，即不介意也。
最先引述此据的很可能为1934年刘继宣/束世澂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此后如1992年《福建省志·华侨志》、1993年杨力/ 叶小敦《东南亚的福建人》、2013年梁白喻《永春人出洋史概说》、2022年邱克威博士《地名是一方住民的时空生命标签》等亦有引述《永春县志》之说。
而最早有记录林明采矿的英文资料应为1907年Charles George Warnford的著作，“1883年华裔Lim Ah Sam获得2000英里土地种植及开矿，除了两名华裔伙伴，Lim Ah Sam还有一名荷兰伙伴Lows de Dekker，这名荷兰人也是霹雳矿业的融资人。”这位Lim Ah Sam又是谁？原来都说是林明的另一个名字，中文多译作林亚三，亦有林阿三、林阿桑之说。
1966年出版的彭亨联合有限公司（简称PCCL）60年历史（1906-1966）记载了更多Lim Ah Sam的资料，这家公司主导林明的锡矿开采，所有书写林明历史的少不了引据此书。“在当时，林明 的Ulu Kuantan领地被视为是彭亨苏丹的私人领地。故事是这样的，苏丹与来自勿里洞（Biliton）的华裔甲必丹Lim Assam（Ah Sam）的女儿结婚时，把这片土地作为结婚礼物赠予其妻子，而其妻又将采矿权转让予她的父亲。”勿里洞是个岛屿，印尼第二大锡矿，矿工以梅州客家人为主。
英文书写林明锡矿的都会提及Lim Ah Sam。根据PCCL历史，“1883年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Sunghai Kuantan， Sunghai Triang， Sunghai Rumpen 及 Sunghai Endau 共2500平方英里的土地授予彭亨公司，这是一个由勿里洞头家林亚三、新加坡头家Goo Soo Sooee以及住在新加坡的Loui den Dekker组成的公司。”
2500平方英里土地是什么概念？试举新加坡总面积276平方英里，九个新加坡合计亦仅2484平方英里，尚不及林亚三公司的2500平方英里，不可谓不惊人。依照特许经营合同的条款，所有出口的锡产或其他矿物需支付10%特许金，但公司可免除所有港口税和其他税收如木材税，而公司在彭亨任何地方都可以砍伐木材。
PCCL历史记载，在PCCL开采以前，林明地区由马来人和华民采用露天开采法至少开采了100年，1992年刘崇汉《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称，当中有不少华民被唤作“山老鼠”，原来这些华民三三两两结伴，备足整个月粮食到深邃山林里淘洗锡米。可以想见，那时候的林明犹是人烟稀少、瘴气弥漫，四周都是深山密林的蛮夷之地。
关于林明地名的由来，马来社会虽多倾于“矛河”之说，2012年马来报Kosmo报道却称，“根据事实，林明的地下矿场是1868年首由华裔男子Lim Ah Sam开采的。”2021年另一家马来媒体Utusan TV亦有相同说法，惟强调Lim Ah Sam 乃“峇峇后裔”。
然而，中文与英文两大关键文献却略有不同，其一《永春县志》仅仅记述林明，没有提及林亚三；其二，PCCL历史也仅仅记载Lim Ah Sam，没有提及“林明”这个人名。翻查新加坡报业资料库，1889年Lim Ah Sam转卖彭亨公司其名下股权引发诉讼，1886年Lim Ah Sam也被指谈判出售了其特许权。职是之故Lim Ah Sam确有其人毫无悬念，但笔者不禁生疑是否真有“林明”这个人名？
当地华民倒是认定林亚三就是林明。然而笔者有一个大胆推测，林亚三在大树刻下“林明”两字，刻下的可能是马来地名翻译，而不是他自己的名字“林明”，只是后来林明这个地名叫开了，大家就把林亚三当作林明？奇怪的是，不论林明还是林亚三，中国南来的学人如许云樵、张礼千等皆未曾提及，即便1920年代的《南洋名人集传》系列亦未收录如此一号人物。此外，并非早年中文史地书籍都把地名写成林明，1942年严青萍《南洋经济地理》即唤之“双溪林平”。
1935年《南洋商报》一篇无署名的特稿，“林明矿区概况”则提及另一个可能性：“......这所矿区的人名叫林荣，他的后人现在还住在怡保，就是有名于时的林君洞庭，因为广东人读荣字与明字相似，所以后来的人，叫来叫去，就叫成林明了。”此说并无提出凭据，但粤语“荣”的发音为weng，确实与粤语“明”meng近音。至于所谓其子林洞庭，确有一位林洞庭二战前后活跃在怡保社团会馆，是否即林荣或林亚三后人则不得而知。
资深文史工作者刘崇汉告知，1980年代他到林明实地田调，一名自称林亚三后人亲属的当地人，带他寻找据称为林亚三夫妇之墓，只是墓碑字眼早已看不清楚，不过依稀可见“光绪三十年”，也即1904年，这与《永春县志》所云“之未几卒”或有抵触，若林亚三1883年获得特许权，与1904年“离世”即有21年。此外，墓碑注明为“林发文”，又如何证明与林亚三有关呢？
书写林明开矿的历史不少，却鲜有考据林明或林亚三这号人，从林明、Lam Beng 、Lim Ah Sam、林亚三、林荣再到林发文众说纷纭，足见“林明”这号人物与地名由来仍是未解之谜，看来日后有待文史工作者继续追溯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