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导，2020年台湾的新生婴儿有16万多，而去世的人却有17万多；突显出台湾也如其他发达民主国一样进入人口递减的阶段。
人口递减而非递增会带来什么政经文教冲击是学界与政经界的热门话题。许多谈趋势的文章或专题多会把人口老龄及相关冲击纳为主要趋势。只是吊诡的是，全球总人口则是递增势，而递增的人口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低收入国与低收入国，进而促使一些学人认为越发达富裕的国家，人口递减趋势越严重，而越落后贫困的国家，人口递增甚至剧增越突出。
如何解读这个悖论？美国经济史学家托德布赫霍尔茨（Todd Buchholz）在2016年出版的《繁荣的代价》（The Price of Prosperity）一书中就认为，这都是繁荣惹的祸，一国越富裕中产阶层越大，人们越不愿生育而会选择更注重个人的生活享受。这是个人性的问题。
托德布赫霍尔茨认为，这不仅仅当代人如此，古代人，如古代希腊、罗马、发生工业革命后的法国与英国（约19世纪）也曾出现这个现象；因此，这基本上是，个人有意识的自觉选择之后果，而不尽然是科技进步如避孕丸，避孕套的后果，他甚至指，富裕的中产会更不爱国和变得更自利，更注重个人权利，而不是义务，也更愿意债留子孙，而不是富留子孙。
伸言之，也可说，发达民主国家的中产，会更注重这一代人的民主与权利，而不是下一代人的民主与权利。实则，下一代人并没有投票权，他们没有代表，而这一代人则为他们决定了，日后他们得负还不起的债务。
举个实例，当代一个吊诡现象是，越发达富裕的国家，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占比越高；反之，越穷的国家公债对GDP的占比越低。
如目前，一般来说发达民主国的公债占GDP的比例是100％（2019年），而发展中国家是40％，中高收入国如大马，则介于两者之间，如低于发达国，惟却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对此现象，托德布赫霍尔茨解释是，勍如有钱人举债能力越高一样，越富裕的国家，举债能力越高。穷人或穷国反而举债无门或没有那些发达的举债工具与资本市场。
其次是，举新债还旧债的手段，这使得举债得以“承前启后”下去。国家也可以发行到期日更长的债券如40年的债券（日本、英国便发行这些久远的债券），其三是少子化惹的祸。
高龄化与少子化是一体两面的事，正因为少子化才使得高龄化人口在总人口的占比趋高。若生育率够高，就不会有高龄人口占比偏高的现象。
伸言之，高龄化的根源是少子化，而少子化的根源是中产阶层更注重本身的生活与人生享受；更不愿为下代牺牲。这也是与社会经济结构转型有关。在传统社会，孩子可说是项资产，7-8岁的孩子便得帮父母干活。可在高城镇化与服务业占比高的发达国，养育孩子变成很大的负担。
一个孩人若没受到良好教育，可能找不到好工作，可受教育时间太长，如到20岁还要读书，这可是一项长期投资外加上养儿防老观念的淡化，小家庭制度的盛行与养老金制度的普及，如大马的公积金或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险，都不同程序上削弱了多孩多孙的想法。许多发达国家的人宁愿养宠物也不愿生儿育女，他们也更认为老后靠子女不如靠自己的积蓄与国家提供的养老金与医疗。
这种观念一旦普及起来，就会出现更多人觉得多养子女不合算，是亏本投资的想法。与此同时，随著个人权利意识的提高及服务业的发达，女性进入职场的占比也日趋升高，更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会更注重个人的职业生涯，也更不愿意做生育机器。
长此以往，优生优育或不生不育或迟婚迟育的现象自然会更普遍。对女性来说，还得面对一个年龄的压力，因为育龄有限，年过40可能生育风险提高，而30-40岁又恰好是职场生涯的最佳时期，这也确是个选择困境。
从经济活力与公共财政的角度看，少子化表示一国的劳动力在递减，GDP在下降，可与此同时，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士又递增。这就逼使政府在收入递减的条件下，不得不递增支出，特别是养老金与医疗保健支出。
在选举制度下，有钱有闲的退休人士会更关注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政党宣言。政治人物当然也不会错失迎合退休人士的公共政策。其棕合结果便是公债只能无限期扩张下去，直到全面爆发债务危机为止。这就是繁荣的代价或者说是繁荣的悖论。
有道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吊诡的是成功也可能是失败之因。更吊诡的是，这个失败又是中产群体做出的自觉选择。
大家都知道，当代发达国的福利制度是个金字塔游戏，只有不断的新血（下线）进入这个游戏，即得利益者（上线）才能坐享其成，一旦下线断了或日趋萎缩，上线便失去了源头活水。
出路何在？很简单，多生多育。问题是，即便各国出台不少奖励生育的措施，可受过良好教育的听明人就是不愿意埋头苦干努力生育。以后的事，谁管得了，先过好这一生，才是合算的硬道理，这就是人性。
另一条出路是引入发展中国家的生力军以弥补人口短缺的缺口；只是这又涉及了民族与文化的考虑。今天许多发达国均面对这个选择困境。一般来说，高龄人口若缺生活自理能力或失智均需要有人照顾；可在人手缺乏的国家，又去那儿找人来照顾他们？一个可能的出路是用机器人，如日本就是想走这条路，而不想引入大量非日本外劳，可机器人毕竟有其局限。
今天多数发达民主国均面对这个高龄少子化的困境，而出现人口递减的趋势；惟美国则是个例外。迄今美国妇女平均一生会生1.9人；虽低于替代水平的2.1人（夫妇两人，外加可能中途去世），可也高于其他发达国的1.7人水平，外加上美国地大，可接纳大批外来移民，故总人口可能还会递增。
就大马来说，目前女性一生平均生育率是2人高于台湾的1.1人与新加坡的1.2人；大马华族则是1.4人，低于马来族与东马土著，就高年龄化程度言，大马是65岁或以上的人口占总公民人口的7％；可华族则高占约11％，远高于他族。伸言之，大马华族是个高龄少子化族群。
在日本65岁或以上的人口占29％，意大利占24％，中国占13％，美国占17％，台湾占16％，新加坡也是16％，香港18％。总的来说，较富裕与“先进”的华人华族也是高龄少子化较严重的亚洲人。这就是富裕的代价与悖论。不论是西方人或华人，人性并没有两样。
华人是否应重振人养我，我养人的“生生之德”，做一个承先启后，让生命生生不息传承下去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人呢？
这是个涉及代际公平以及平衡个人权利与社会责任的事宜。这一代人也应考虑下一代人的集体权利与福利，而不仅仅是这一代人的个人权利与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