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士农工商”，士人一直都是地位比较高的一群人，但是随著年代更迭，商人的地位逐渐提升，士商与儒商的地位也水涨船高。到了现在以经济挂帅的年代，“士”好似没有“商”来得重要，沦为“商士”才是更吃香的身份，已是见怪不怪的现象。
近日阅读了余英时先生两篇有关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文章，〈道统与政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型态〉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兼论“俳优”与“修身”〉，我认为是值得分享的。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古代士人的梦想。
余英时一直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要时刻避免陷入与西方互相比附的陷阱，这样只会为比附的对象定型，就像“五四运动”是启蒙运动抑或文艺复兴。余老同样指出士人的文化特殊性与西方不同之处。中国（古代）士人没有严格的组织性，每个士人都以 “道”的承担者自居。不似西方教会组织严谨，与掌权者分庭抗礼。
在古代，士人群体是一群有职位的人，他们居于百姓与王族之间，但经历了“礼坏乐崩”的阶段后，士阶层从体制内游离出来， 在百姓和贵族之间升级或降级。所谓“礼坏乐崩”时代，是平王东迁之际，是指礼乐传统的失守。历史学家都发现这个时期，每个文明都迎来了思想突破的时刻，所以也称为“哲学突破时代”。
礼乐传统原本是王官之学，但礼坏乐崩之后，就流落到民间，躺在士人的手中。从此，诸子百家都是通过对礼乐传统的理解而各自发展自己的“道”。孔子，哲学突破时代的标志性人物。孔子在礼乐传统中加入了“仁”的观念，算是一种创新，就变成儒家的核心思想。我们必须清楚一点，古代是没有版权的，许多思想是可以互相使用，并融入自己的“道”之中。
诸子百家各行其道，或多或少都是对礼乐传统的回应，或是对抗或是创新或是支持，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他们的最大梦想是，建立一个有“道”的社会秩序。春秋战国时期，有一群“稷下先生”诞生，他们就是组织的士人，只是负责议论而无官位。这就是士人议论传统的显证。
你很难想像，以前的士人与君主的关系可以是很密切的。他们分成三种——师、友、臣。古代士人极力将“道”的地位提升到与君主的“势”（权势）并立，甚至高于“势”（“道”尊于“势”）以达到互相制衡的效果。“道”与“势”是相辅相成的，君主需要“道”来维持自己地位的正当性，而士人需要“势”来行道。
但这种制衡多半是“道”处于劣势，不少士人为了权势而“曲道阿世”，就是忘记自己背负的“道”。由此可见，如何保证“道”不变质呢？很多学派都提出了“修身”之法——士人必须反求诸己，修养精神，拥有自重自尊的性格，不容易屈服于“势”，才能让“道”不变质（贬值）。“道”的重要性，可以让我们理解士人有可以“以身殉道”的精神，这也说明了士人的傲骨与气节是其来有自的。
从修身延伸到治国平天下，这就是士人们的终极梦想——打造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古代真正能成为严格意义的士人是有难度的，要如同颜回安贫乐道，不耻恶衣恶食，不怀居（不沉迷物质），可能就打翻很多了。现在我们看一个人的固执，多半带著嘲讽的意味看待。可是行道就是需要一种固执（择善固执）来支撑，别人的冷嘲热讽就打退堂鼓，会是一种意志薄弱的表现。除非意识到所走的“道”已经不行了，那就换“道”。
回到古代探寻，为什么士人有这个梦想呢？那都是因为时代背景，因为活在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纷乱的战火连绵，大家都想建立有序的世界是可以理解的。土地是统一了，行道的文化梦想仍继续延续。
现在我们说的“行道”与“行道”目的已经与古人的意义相去甚远了，意义更广泛了。哪里有人，哪里就有“道”。而有一样传统是不变的，士人会关怀社会，一直议论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