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可说是一言难尽的课题。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品,是个历史范畴。因此长远来看,它会消亡;人本主义者与进化论者认为,它是非理性的,经不起科学的实验去验;神学家则认为,进化论只是一种假设,而非什么结论性的科学真理,更何况,人性并非单纯的生存,除了生物性的生存外,人类还需要活得有意义,可以说这是个生存对生命意义的论战。

不论知识界如何争论,现实世界是估计全球77亿人口中,有约80%有宗教信仰,尽管其中有不少人只是挂名而非知、信、诚的信徒。这些信教人口中,估计基督教占了约30%,穆斯林占约20%,其次为兴都教徒(印度12亿人口中,有约80%为兴都教徒)与佛教徒。

这4大宗教中,除了兴都教是非传教性的民族宗教外,其他三者皆为传教性宗教,有意把宗教传遍全世界。这里有一个吊诡的趋势是,在越发达与社会福利制度愈完备的国家与地区,大体上宗教有衰落的趋势,特别是西欧与北欧。自1960年代以来,西北欧便出现所谓的脱宗教化或宗教私人化趋势。也就是,宗教日渐退出公共领域。学界一般称之为世俗化。这是个在1960年代流行于社会学的用语。

许多民调显示,许多西北欧人不是不信神,便是少上教堂,或称为有仪无行的平信徒(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从事神职的人员也渐少,而得从第三世界进口。

美国人则是,虽然多数人依然相信神的存在,可也少上教堂,使得许多教堂人潮稀少而没落。只是与西北欧不同之处是,美国依然有一股在政治上颇有势力的宗教右翼。这些宗教右翼指责现代国家用崇拜国家与民族取代了对神的崇拜,是种另类偶像崇拜。尽管美国在1791年便已修宪标明政教分离,可迄今依然有人主张政教合一。

今日政界流行的基要主义(也称原教旨主义)用语便是源自1920年代美国,何以科学昌明技术进步的美国,宗教与对神的信仰依然有一定的市场,是个耐人寻思的课题。由于美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若其掌权者受到宗教右翼的影响,如小布什,后果是极严重的,如发动战争。

除了美国的吊诡现象外,前共产国家如苏联与东欧的传统宗教的复兴与新宗教的多元复杂的崛起,也是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同样耐人寻思的是,迄今依然以无神论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中国,也出现了传统宗教复兴与外来宗教快速崛起的现象。

本来中国本身便是个多元宗教的国家。在1949年后,特别是在1966-1976的改革期间,宗教均被歧视与破坏;只是进入1980年代后,中国的宗教政策也明显地表明,中国人民拥有信教的自由与不信教的自由。

尽管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宗教是倒过来的世界(即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产品),可确也承认宗教有长期性与复杂性,不可贸然强制人民不信教。实则,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便有10个是穆斯林,而穆斯林也占了14亿人口中的1.8%。只是,近年来,基督教在中国发展极快,估计已有5%的中国人是基督徒,且还在增长中。

由于信教人口快速增长,中共也被逼得与其共存。首先,在思路上承认,尽管宗教早晚会消亡,可这个消亡却是个漫长的历程;因此,在这漫长过程中,党与政府得引导宗教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适应而不是贸然打压。实际的政策则是,既限制又利用。只要不是邪教,且服从宗教法规行事,不太过猖狂,党与政府还是允许它合法发展。

这里的重点是,这个宗教特别是境外传进来的,不得触及国家安全也没有被境外敌对势力渗透。易言之,传教与爱国得结合在一起,爱教也得爱国,且得是根据自主、自治、自养来发展。说白了,宗教不能政治化,而得去政治化。

此外,在西北欧以外的国家与地区,宗教依然历久常青。以印度为例,尽管自1950年代以来,印度国大党政府便选择走世俗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政策。可这个政教分离政策也在1980年代后,逐渐变质。政治宗教化,宗教政治化趋势日趋明显。在1950年代,许多新兴独立国的掌权精英均具有世俗主义思想,也认为世俗化是个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

可事实是,进入1970年代后,伊斯兰世界出现广泛的宗教化现象,也逼使世俗主义精英倒台或与宗教化趋势妥协,如1980年代的大马,巫统便与伊党展开伊斯兰化竞争。更耐人深思的是连积极标榜世俗主义的土耳其,也挡不住这个伊斯兰化潮流,有宗教倾向的埃尔多安上台当总统便是一例。

其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也不同程度出现伊化现象。同理,佛教国家也出现世俗化与宗教化同步并进的吊诡现象,缅甸甚至出现排外的佛教极端主义。

整体上言,除了西北欧宗教上趋没落,脱宗教或去宗教化趋势明显外,其他地区,宗教或有神论者并不见得日渐没落,以台湾为例,自1980年代以来,各类宗教也呈现复兴或新宗教崛起的现象。日本与韩国亦然,这使人感到迷惑,何以科学趋昌明,宗教也可能愈发达,特别是在转型社会。

从自然主义的角度看,自然界确也难以完全理解,如何以这个宇宙会存在?什么是第一因?或神是第一因,哪神又如何产生?对此,早在2500年前,孔子便以“存在不论”的态度待之。这应是比较务实的不可知论态度。从认知论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本来就有多种不同视角,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

从心理学角度看,人也可因某种特定的人性际遇而信教,如因病信教或因失意失恋而信教,有些人如不少华族,甚至会因求财、求官、求职、求子、求平安而信教;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也有不少人是因为历史、家族或传统的因素而信教,特别是穆斯林;从经济角度看,当然也有人因得到某个宗教组织的援助而信仰,如19世纪与20世纪初,中国便有“吃教”的说法;从政治角度看,也可能信教是种斗争工具或是争取某种权利与权益的工具。

伸言之,人类信教,其成因是多种多样的,不能单纯以民智不开概括之。从本质上言,人生本就存在著风险与不确定性,即所谓的人生无常。这个无常、不可预测性也是个人信教的动因。毕竟是人,不是那么纯理性的,而意志也有人易疲之时,进而产生依赖需要。因此,对于信教动因,不宜从纯科学理性的角度观之。

总而言之,要从人性与人情而非纯理性科学角度看待人;其实纯理性也可能是危险的,如盲目信仰绝对主义。人毕竟是理性与感性,善恶兼具的活人。据此而论,宗教也如民主、民族主义、科技与权力一样,可以具有积极与消极的双重性。是正面大于负面或负面大于正面,就看人类如何运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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