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零工经济”（Gig economy）蔚为风潮，其中在行管令期间肩负重任的送货员最受瞩目。尽管他们是被捧为“前线英雄”的其中一种行业，但他们的劳动权益保障仍然未臻理想。
虽然零工经济的自由度非常吸引人，但收入不安定的风险仍然如影随形。我国去年9月就爆发FoodPanda送餐骑士们的罢工，肇因是不满总公司从时薪制改为按单计价。不过，该公司首席执行员认为，参与罢工人数仅占骑士总人数1%，因此该计算方式照样上路。
其实在薪水谈判上处于弱势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国法律在这种“自由身”的工作方面，并没有保障工作者拥有组织工会的权利。
不过，笔者去年在拜访日本关西非正规等劳动组合（“劳动组合”在日文是工会的意思）时发现，在日本法律保障下，日本的自由工作者不但能加入工会，甚至就算是一个人也能发动罢工。
关西非正规等劳动组合就是“一个人也能加入的工会”，完全颠覆坊间对“组织工会要辛苦凑足很多人”的印象。该工会拥有110名左右的会员，虽然该组织有为非会员提供法律谘询，但若要进行团体交涉、罢工等行动，则需加入会员。
或许人们会质疑“一个人的罢工能有多少成效？”，但该组织负责人拉布迪（Laborte）说，若职场团队本来就很小，或是罢工员工在团队里扮演吃重脚色，这其实对资方能造成一定影响。
此外，在一些国家罢工行动遭警察镇压是很常有的事，而我国去年的FoodPanda罢工，在发动罢工之际就会有触法嫌疑，这主要是因为自由工作者并没有组成工会。虽然当时并未受警方对付，但无可否认，这将是未来影响劳工是否愿意挺身抵抗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冀大马借鉴他国
对此，负责人Laborte就表示，企业主若是在他们上门为劳工谈判时叫警察，他是会很高兴。他解释说，日本的劳工有团结权（集结工会的权利）、团体交涉权和团体行动权，只要坐等警察来，工会跟警察说是在行使团体交涉权，民事刑事全部免于起诉，资方也只能悻悻然看者警察离开，面对自己必须进行团体交涉的事实。
不仅如此，日本甚至还有“劳动基准监察官”，可说是“警察版”的劳动局官员。他们除了有权取缔，还能调查并逮捕违反劳基法的雇主。相较之下，大马一名友人去年因为所任职的公司欠薪倒闭，与同事们集体向劳工局申诉，但劳工局官员却回复说，“通知信寄不到资方手上，我们也没办法”。虽然友人在许多个月后顺利领回欠薪，但正职工作者在对付不守诺的资方也只能这样弱弱应对，更遑论是非正职工作？
虽然人资部在去年12月国会修订《工业关系法令》后透露，该部未来也会修订《劳工法令》《工会法令》，但草案内容仍不得而知，而国会也因为疫情和政治斗争，在过去半年来都没如往常般议事。不管我国未来有是何方阵营执政，零工经济劳工的劳动权益都应该获得重视。笔者希望通过提供日本经验，让我国能借鉴他国经验，改善相关的法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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