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方日报》工作的日子可说是段闪闪发亮的回忆。2011年7月，我加入了跑政治新闻的普通组。当时“解散国会”的传言喧嚣尘上，公民社会也是风起云涌。入行第9天就是709大集会（即Bersih 2集会），身为菜鸟的我乖乖待在报馆整理轻快铁关站讯息等，隔壁的同事穿过层层催泪弹和水炮回到报馆时跟我说，“你知道吗？刚才我和YB一起跳河！”
当时大家都在揣测国阵政府会不会在接下来的大选倒台，社会运动蓬勃发展，几乎每个月都有集会抗议，反PTPTN（高教贷款）、绿色盛会等，刚入行的我就成为跑集会的记者。入行第8个月，我就被派遣进行第一次的外坡采访，也就是绿色盛会在关丹的反莱纳斯集会。
不得不说，《东方日报》毫不吝啬地给予新晋记者机会的做法，给了记者不少工作能力上的滋养，也包括我。身为独中－留台教育背景的我，在《东方日报》工作的日子是我认真接触大马社会的开始。当时的我英文马来文口语不好，宪法知识欠奉，连副首相的全名都记不起来。不过，报馆给的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和其他族群记者接触，甚至共同面对难题，比如时任国会议长班迪卡下达不准在国会走廊采访的禁令，我们也和其他族群的国会记者集思广益，试图瓦解这项走廊禁令。
记者工作固然很辛苦，但老实说也有很多回馈。我记得我在2017年采访“逮捕 MO1”集会时已是集会老鸟，看起来场面没什么大事就坐在路边用手机写稿。有名集会者坐在我旁边一直偷看我写什么，后来他鼓起勇气问我，“你是哪一家报馆？《东方日报》吗？”“你们加油啊，我一直都有看你们的报导”，这样的反应往往是我拚搏的动力。
那阵子我们非常拼。在纸本通路被打压，只能上架7-11而不是报摊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很有竞争意识的。我会省下驱车回公司的时间，告诉主任说我要就地打稿，所以有时候他报记者才回到报馆，我们的新闻就已经上网了。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前首相署部长再益加入行动党的记者会，记者会刚开始，主任就把我报给他开会的料整理成新闻，我结束记者会要回来打稿的路上，那则贴文已经有2000个赞。当然，这种抢快的业界风气，也会有其弊病，比如媒体有时仍会刊登未经查证的新闻。
不管怎样，时光带来总是喜欢突袭。2018年初，我带著“我国为何在大型社会运动后仍无法政党轮替？”的疑问远赴东瀛深造，结果3个月后就发生首次政党轮替。写完硕论我的老师们都问我回不回去媒体，但毕业回国的此刻就听到《东方日报》打算停刊纸版，转型网络媒体。老实说，从我过去工作的经验来看，这点不但毫不意外，甚至可说是超前部署已久。
从纸本转型网媒是个sink or swim（关键）的决定，此刻许多战友的被动下车也让我很揪心，虽然我相信有能力的他们必能找到另一片天。新闻业界津津乐道的《纽约时报》转型，在我国未必也可以成功复制，但身为曾经的《东方日报》一分子，我期盼他能在每个转角做出对的决定，走出一条生路。这点若能成功，相信对未来的媒体都能有指标性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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