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学时是《星洲日报》学记，且还是“一日为学记，终生为学记”那种。2001年获理科大学录取时，学长在华文学会迎新周之夜汇报528报殇演变，情感与理性的纠结足让人一夜长大。由于拒绝把政商垄断、控制媒体恶果的理论，从讲堂笔记、参考书籍翻抄到试卷上归还给讲师，毕业后毅然投身《东方日报》，在现实中用行动诠释反垄断的信念。坦白说，那个年代若缺了这丁点道德感，恐怕也不懂如何在高压低薪、有要求没花红的工作条件中撑下去。
我加入专题组，题材以政治、媒体、时事为主。当下享受著言论自由的社交媒体用户恐怕无从想像，那个“刊登批评马华总会长文章会接到内政部警告信”、“出版准证一日不批下来，报馆上下都不安”的年代。我们甚至发现写稿系统里“贪污”、“欺骗”等字眼会自动涂红，提醒审稿编辑多加留意，避免误踩地雷。
然而，有革命情怀的同事，不仅仅是为“突破垄断”而来，也准备为“跨越内政部红线”而战，甚至思考“我们究竟要办一份怎样的报纸”。或者这么说，面对竞争对手围剿，当时业务组烦恼的是如何解决“市面上买不到《东方日报》”，或“报摊卖《东方日报》如卖色情VCD般偷偷摸摸”的问题，好让报纸堂堂正正上架；面对内政部压力，编辑室则为了删稿、撤稿的底线争议不休；面对新闻这门专业，我们身为媒体人思考的，是如何在主流中逆向前进，经营一家开拓视野、启迪民智、具备深度广度的媒体。乍看下，宛如在不同岗位上争辩生存、生活与生命不同层次的问题，谁都不服谁。
惟感谢主管信任，让我在数个月后接过《东方青年》版，著手策划每周刊登一次的专题，并拥有一个让我撒狗血的专栏。那时候很急，抱著“做一次少一次”的心态，每次都想闯界，要冲撞主流，要给读者“不一样的视角”。这样的玩法注定不长命，三个月后由于上头临时抽掉我的专栏文章，情急之下配合涂鸦专题选用一张法米惹扎（Fahmi Reza）批判警察滥权的画作填补空缺，结果画中的警察反把《东方青年》一枪给毙了。
坦白说，突然丢掉一个平台，难免黯然失落。加上报馆准证久久不批下来，主任唯有将“高风险”的政治专题囤著，往科技、人类学等“逃离政治”的方向开拓，让“反叛”的专题组士气低落。庆幸的是，当时我透过私人交情，给言论组牵线，邀请希山慕丁莱益士（Hishamudin Rais）写专栏，而翻译其文章，竟成了那段低迷日子里最叫人雀跃之事。
爱之深责之切
这个言行前卫大胆的社运分子2003年才从甘文丁扣留营获释，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是备受争议的“敏感人物”。让他成为专栏作者，是一次华丽的冒险。主任特别交代，不碰政治，只写文化、生活。希山慕丁莱益士遵守这个协议，却也懂得游走灰色地带。他在《无址邮件》专栏中从路牌、人行道、钟楼、书店，谈到安全套、激励课程等，批判“部长到机场送别首相”的文化，并在结尾前神来一笔，以过去家人抱著“这一去可能就不回了”的心态送别年迈奶奶前往朝圣的经验，调侃“莫非到机场送别首相的部长也闪过这样的念头？”
但我毕竟年少气盛，没太多耐性，在《东方日报》服务14个月后，转战网络媒体《独立新闻在线》。《独立》编辑室班底多来自《东方》，我们依然追踪旧东家的人事变更、改革动态，或引来“《独立》针对《东方》、对《东方》有敌意”等猜测；但实际上，我们当时真的只是“爱之深责之切”，希望《东方》变成我们期待、想像的报纸，哪怕我们已离开了《东方》。
如今回想，或许我们对《东方》寄望过高，希望它在垄断中突围，继而撼动《星洲》第一大报地位，甚至与内政部周旋到底，惟社会的知识圈、文化土壤，甚至资源都无法提供《东方》茁壮成长的条件，为恨铁不成钢的遗憾结局，埋下伏笔。
晚近十年，资讯科技普及化、社交媒体的涌现，激烈冲击媒体业。若要硬扯垄断的好处，当初将资源整合的世华媒体，无疑是最具条件谈转型的集团。只是，528报殇即将迎来第二十周年之际，本地中文报业并没有摸索出转型的方向——惟以海量新闻淹没读者，只能独家不能独漏。于是前线记者拿著手机开直播，在编辑室坐冷凳的则往社媒里翻炒999令吉聘金、460令吉水鱼汉堡、空气刘海等新闻，谈到政治就省略成乱、脏、累几个年度汉字。
《东方》创刊后好一段时期，背负“一份只会骂人（《星洲》）的报纸”标签，竟然也撑过18年，堪称一大奇迹。如今《东方》要结束纸版，转战网络，前景虽然艰辛，但在选择不多的局限下，也只能硬著头皮走下去。每个时代的挑战都不一样，由衷祝福在里头撑住的每一个人——在逆境中越战越勇，只要不倒，就是不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