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问题，是当代国际政治的一个热点；只是，历史地看，它之成为热点，主要还是1960年代后期以来的现象。之前，它并不是那么引人注目。同理，在大马，在1970年代之前，伊斯兰因素，也不像今日那么引起争议。何以，1960年代末前后，会出现这么大的分别，是个值得探讨的课题，特别是在像大马这样的多元宗教国家。
注意伊斯兰世界动向者，一般上均认为，1960年代末起，是伊斯兰复兴运动勃兴的重要分水岭。其实，早在19世纪末，伊斯兰世界便已兴起了复兴思潮；只是，这个复兴思潮，尚形不成气势惊人的运动。
就东南亚而言，早在20世纪初期，这一带便已有一股意图改革伊斯兰世界的势力，如所谓的少壮派（Kaum Muda），他们受到中东，特别是埃及伊斯兰改革思潮的影响，也想在东南亚振兴伊斯兰，可成果有限；之所以，一方面是殖民政府不容他们壮大，可传统的封建势力与宗教师，也不接纳这些新兴力量与思潮，而且那时马来亚的马来穆斯林社会，依然停留在自给自足型的社会经济状态，客观上也限制了新思潮的传播。
复兴运动背景复杂
只有等到1970年代后，形势才出现大的变化。就中东而言，在殖民时期与战后到1960年代，复兴思潮虽存在，却难成大气候；主因在于，二次战后的中东大体上盛行民族主义（1932年统一后的沙地阿拉伯则励行伊斯兰法），特别是由埃及所主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世俗主义等。当时的阿拉伯人多认为，只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才是振兴阿拉伯民族与自尊的康庄大道；可这些许诺多变成失落，特别是在1970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时，不但打不垮以色列，埃及还失去了西奈半岛（Sinai），叙利亚失去了戈兰（Golan）高原，约旦失去了西岸等，让阿拉伯人感到面上无光，初为族耻与教耻，后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又再失利，这就加速了复兴思潮的发展与运动化。
除了这民间复兴外，1970年代，埃及政府本身也开始推动伊斯兰化，直到1981年总统萨达特（Sadat）被圣战组织暗杀死，可那时，复兴运动已成气候。1979年2月，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更把这运动推向高潮。当时，掌权的霍梅尼还高喊“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甚至要出口伊斯兰革命。与此同时，与伊朗争做老大的沙地阿拉伯，也在1970年代因油钱收入大增，而出资援助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在这背景下，伊斯兰化便成了主潮流。
这里要突出的是，伊斯兰复兴运动之所以能成为运动，有其特定的势、理、情三方面的综合因素的作用。复兴思潮虽一直存在，复兴运动却不然。它能成为运动的背景也颇复杂，如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以色列的建国、阿拉伯各国人口的大增，经济增长乏力、政权腐败、社会不平等刺目、失业的大专生、不满现实、社会现实与伊斯兰教义不符等。
这些综合因素，也使一些伊斯兰主义者转化为极端主义个体，特别是在1979-1988年前苏联占领阿富汗时，圣战士更成了气候。其严重后果之一便是，出现基地组织（Al-Qaeda）、伊斯兰国（IS）等恐怖主义组织。于此，西方列强，特别是美国，也是个关键因素。总的来说，伊斯兰主义者（Islamist），多是反西方，特别是反美的。
在这个大时代背景下，大马也难免受到影响。在1970年代前，大马的掌权精英是在相当程度上，疏远伊斯兰的，可进入1970年代，则由疏转亲，进入1980年代，更由亲转密，甚至出现由官方主导的伊斯兰化。如1982年的把伊斯兰价值注入行政体系的作业（这些价值皆具有相当的普世性，如诚信、可靠、努力等），1983年的伊斯兰银行法，伊斯兰大学，及随后的伊斯兰保险法（1985）、伊斯兰债券、基金、股票等。
伊化疏远非穆斯林
这个伊化趋势，大体上是强化了穆斯林的自我认同，及他们与伊斯兰世界的接触，可也疏远了非穆斯林，进而也引发了非穆斯林、非马来人的文化与宗教复兴运动。从国民团结的角度看，它其实也起著一定的割裂（Fragmentation）现象，特别是法律的伊斯兰化，更引起了多方争议。一个吊诡的现象是，民主选举也引发了巫统与伊党间的伊化竞赛，令人担心大马的伊化将发展到什么程度。
大马的伊化是许多人，包括不少穆斯林也关注的课题。大体上言，总的来说，东南亚的穆斯林多是温和派穆斯林，虽然自下而上的民间与自上而下的政府也在推动伊化，可掌握中央政权的巫统，在性质上依然是世俗的成份较多，他们基本上是民族主义者并非伊斯兰主义者。若政权不受威胁，应不会铤而走险搞过度的伊化，因为这对他们也未必有好处。
实则，真正的伊化政权是教界人士掌实权，如伊朗的实权领袖均是教界人士。因此，巫统对伊化的态度应是既利用又限制。同理，若非形势所逼，巫统也不会与伊党明目张胆结盟，因这不利巫统。较实利的做法应是，限于利用伊党分化在野势力，多打多角战。
过度伊化损竞争力
此外，自911事件以来，到今天的IS事件等反恐活动，也应会起到一定的抑制过度伊化的趋势；因为，大马毕竟是个高度依赖国际的多元宗教国，过度的伊化只会损及大马的国际形象与竞争力，而竞争力过度下滑，更会引发经济衰退，政情不稳与社会动乱。此外，印尼人大体上对过度伊化也很小心，这对同是东盟成员的大马而言，也有助于温和势力的增长（实则东盟国家间，是不准支援彼此的反对中央的力量的）。外加上非穆斯林的抗拒（占人口的约32%）与马来人本身的意见分化，伊化在短期内应不会过于激进。
当然，这也得视政局而定。毕竟，宗教的政治化或政治的宗教化均与政治人物的争权夺利相关，它其实不利国民团结与国家民族的整体进步。人民能接受到什么程度的伊化，也与政党的盛衰息息相关。这就涉及政治立场了。
最后要提醒的是，一个政权的表现，其成败也会决定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盛衰，及这个运动的性质，如是政治性的还是文化、心理、教养性的。因为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也会引发宗教的变化与对宗教的需求性质，这则是另外一个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