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是个官方丑闻时有所闻的国家，如土著金融、巴生自贸区丑闻等，可多不了了之，涉及国际的1MDB会否也一样不了了之，则有待观察。
就1MDB而言，许多人均颇好奇，为何尽管那么多丑闻缠身，当权者依然能安坐其宝座？为了探索这个提问，用多语写作的评论人林宏祥邀了多名名笔共同执笔写了本《马来西亚大崩坏》一书（2016）。此书先从1MDB出发，深入探讨了大马在各方面的制度崩坏，如政治体制、政党政治、司法、警政、媒体、经济等。是本解读大马政治真相的佳作。这是本研究大马政治的必读书。
大马的当权者何以能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而有没有受到有效的对付？相信许多人首先会联想到司法崩坏、警政挂钩、公务员不中立、主流媒体功能不彰等；只是，本书的多位作者则更进一步分析现象背后的本质因素，如个人化的权力（Personalized Power）。
一般人多以为，民主政体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可严格来说，美式总统制才是货真价实的三权分立，英式内阁制则非，如行政与立法合一的议行合一特点，便使国会失去了制衡行政的功能。在大马，自马哈迪以来的制度腐化更使行政首长为所欲为。外加上首相兼任财长，更是如虎添翼。它最终导致了不同部门间的相互监督与制衡失效。如反贪会、公共帐目委员会、总稽查署、人员委员会、央行、公共服务委员会等机关均失去了彼此监督的功能。这些国家机关功能的空洞化，自也强化了权力的个人化，与公私不分的做法。唐南发还进一步分析了权力个人化的历史成因。
种族宗教遭滥用
黄进发则分析了大家式赢家通吃型选举制对大马造成的各种伤害，如激化了各族的族裔情结；因为，赢家全拿、输家一无所有的选举，增加了成败的风险。在多元族裔国，这涉及了各族的利益分配。顺便一提，许多人误以为1969年的大选，是因为非马来人投向反对党的票数大增，才导致五一三事件；其实，非马来人投向各反对党的票数，保持在约26%，并没大增，而反对党议席大增，从1964年的6席，增致25席，是因为策略上形成了一对一的格局，避免了多角战。那为何当时联盟的得票率会从1964年的58%掉到1969年的46%？答案是，马来反对票大增，从15%，剧增到25%；其中，伊党从14%剧增到20.9%；形成了一个中度的马来海啸与马来两线制。（见页25与页182）。
那为何1969年马来反对票大增？当然是因为对当年的联盟；特别是巫统不满，不过，主因与伊斯兰关系不大，而是许多马来人认为，政府对马来人的照顾不够，而当年的伊党，则是个比巫统更马来民族主义的政党。（本节为笔者之见）。
除了制度崩坏，当权者能屹立不倒的更深层因素则是，种族与宗教因素的作用，这是种族与宗教情结，及其被滥用扭曲了民主体制正常运作实例。据此，就有必要深研民主选举与民族主义，及民主安全的相关性。
模糊应对宗族顾忌
潘永强便提到，大马制度崩坏的主因，除了当权者权力个人化，可随意用权外，还提到了以下三个主因：一为当权者可随意运用族群与宗教这两个工具，作为扩张权力与滥权的基础。我想，说得具体些，应是华人威胁论、基督教威胁论，及非马来人的伊斯兰法恐惧症。这是马来人与非马来人的致命弱点，只要巧用或滥用这两个互不信任的相互恐惧心理，执政联盟便可屹立不倒。说真的，华人有那么可怕吗？伊斯兰法课题，是出于宗教激情还是政治权宜（PoliticalExpediency）；也就是，一种政治工具？
其二为政治文化中的充斥个人服从与主仆关系。在学界是所谓的主子─侍从（Patron-Client）关系。这是种人情摆中间，大是大非于两边的常见于东南亚的政治特色。这还涉及了如何培养公民文化（CivicCulture）的课题。
其三是，在野党与社会运动也得负上部份责任；因为，大马的在野党与公民运动过于保守温和与谨慎。黄进发则突出在野党间缺乏共识的一面，就是考虑及种族与宗教顾忌，而采策略性模糊的应对方式。在像大马这样的国家创造性模糊是个不得罪人的常见的手法，如首相纳吉的一个大马理念，便是一例。说得远些，中台两岸间的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也是一个实例。
在大马，民联或希联没能提出影子内阁，也是策略性模糊的一例，其个中原因，便是种族与宗教情结在作怪，这就是大马的诅咒。跳不出这个诅咒，就难进行真正的改革。总而言之，我想，本书可总结两点，一是先得为君，后到为臣，也就是抢先占据，统治地位者，可用其执政优势（Incumbent Advantage），制定有利其权位的游戏规则，如选区、选界划分，增加有利议席，运用公共资源保位等；二是，国民本身的种族与宗教情结，一方面被主流媒体强化，一方面是法治与各方面的安全保障不到位，如平等的公民资格与社会安全保障制，这就加剧了各族的不安。民族利益、宗教情结、安全感等，比民主选举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