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1978年中国搞改革开放以来，这个开放与放开，确实在许多方面使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仅经济与综合国力飞跃，学术研究也日趋活跃，且研究思路与视野，也不再受制于单一的意识形态；此点，也见之于华侨华人研究中。这10多年来，中国的学者出版了许多有关华侨华人学的专书，研究范围也日趋专业。
以有关大马的研究为例，石沧金博士便出版了《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2005）及《海外华人民间宗教信仰研究》（2014）；马名莉的《马来西亚华文报的身份转换与本土发展》（2014）；胡春艳的《抗争与妥协：马来西亚华社对华族母语教育政策制定的影响》（2012）或曹云华主编的《东南亚华人与政治参与》（2004）等书。以笔者之见，这些著作均值得一读，特别是这些著作均有系统地整理出相关课题的来龙去脉，是很便利的参考书。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明显地已超越了日本与台湾。这里也突显出开放与放开，及据此而来的综合实力与研究实力的相关性。
华社有三宝五缘
再有华侨华人的研究主题中，华人网络（Chinese Network）也是个热门主题。这里的所谓华侨，已不限于一次战前聚居于东南亚的旧华侨，也包从东南亚再移民到世界各地，及中国开放后涌往海外发展的新华侨。旧华侨的移民，在性质上是为了生存，而新华侨，则以谋更佳的发展，非为单纯的生存为目的，故其移民目的地，也更广泛，而不像往昔那么集中于东南亚。
传统上，东南亚华人常说，华社有三宝，即华文报、华文教育与华团；而华团中，又有偏重血缘、地缘与业缘纽带的三缘之说。只是，中国学者则有人提出五缘说，即在三缘外，加上神缘与文缘。所谓神缘，顾名思义，是指经由宗教或神灵信仰所联络起来的纽带，而且神缘有可能是华人五缘中，最早的纽带，如1673年的马六甲青云亭。至于文缘，则是指经由文化、文学、体育、学校等纽带建立起来的纽带。
在这五缘中，血缘与地缘具有较浓的先天性质；因为，这是从祖籍一脉相传下来的纽带；只是，该注意的是，华人的血缘（或称亲缘）也有同姓与异姓宗亲之分；也就是，也可能是多姓联宗，而非单姓宗亲，如由刘关张赵四姓组建起来的古城会馆或龙岗会所。此外，郡望制申的堂号，如王姓的太原堂，陈姓的颖川堂等，也有两姓或多姓的。
就地缘组织言，以中国原籍的乡、镇、村为单位组成的组织，多称为同乡会，而以县、府、省为单位的，多称为会馆，惟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习惯用法，如19世纪时，盛行用公司（Kongsi）这用语，来形容多种性质的组织。
进入20世纪后，业缘、文缘组织则随著华人人口的增加，定居性质的提高，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兴旺发达起来。这两缘在性质上是超血缘、地缘与神缘的，也较流行第二或三或第四代的新生代之间。以新马为例，新式学校主要兴起于20世纪初期1906年的尊孔学校，今天许多华校在搞百年校庆，便反映了这一史实。
业缘组织与综合性组织，如大会堂也主要兴起于20世纪初，它反映了华侨华人经济力量的壮大与巩固。本来业缘组织也与血缘或地缘组织有颇高的相关性；因为，不同的方言群（帮）会在不同的行业具有一定的行业垄断，如典当业与中药业多由客籍人经营；只是，进入二次战后，这个相关性已趋淡化。
增进马中联系
大体上，所谓的华人网络，便是经由这五缘，也就是五条纽带联结起来，而随著中国的崛起，自1990年代以来，这些纽带也出现了国际化趋势。就大马言，自1989年大马政府开放国人自由访中后，马中的五缘联系，特别是血缘与地缘的跨国往来与联办活动日趋活跃。今天在媒体上，也常看到诸如世界林氏（或郭氏、王氏）恳亲联谊会，世界华商大会类的报导。
这类区域化或全球化的趋势似乎尚方兴未艾，它也刺激了更多华团的产生，使五缘网络更趋活跃；可以说，这些是活的传统或现代中的传统。它也让一些研究现代化的学者大掉眼镜。他们本以为，随著现代化的进程，传统的信仰或活动，应会被时代所淘汰，如不少进步文人便认为民间信仰多是迷信，应加以排斥，可大马的新山柔佛古庙的游神活动却一年比一年壮观！可见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有些令人意料之外，不是纯理性可预测的性质与因素。
就五缘社会言，不少进步文人以为，传统的血缘、地缘组织应会日趋没落，这虽有一面之理，可也有意外的发展。至于20世纪后方兴起的文缘与业缘组织，也应有可能随著科技、商业与文化往来的便利化而更趋活跃，世界华商大会便是一个活例，它其实也不必限于华人，而可以透过这个华人网络，把非华人也包容进去，进而形成更有力的网络。
联昌国际银行集团主席拿督斯里纳西尔曾提议，大马应发挥其MIC的优势，也就是马来穆斯林、印裔与华人，发挥他们的文化与宗教资源，加强大马与中东、印度与中国的往来与经贸，进而带动大马的发展。
对于华人网络，自也应从这个立足大马，放眼世界、侧重MIC的方向发展，以利各族的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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