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中国出现一股大学合并风潮，此时H大学成为数校合并而成的一所巨型大学。新任校长何季洲为了把它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不顾客观条件的限制（原来的各校水平参差不齐），不惜代价（建高级教学楼、大肆活动申报博士点、引进明星、投巨资做广告等），把H大学变成了一辆高速奔跑的战车，其中自然免不了弊端丛生，不正之风蔓延，结果是教学、科研质量反而下降，领导之间也矛盾重重。
有一位副校长盛霖为人较正直，对何校长许多作法看不惯，时常与他抬杠。然而有一次盛副校长经不住一位老同学的请求，违心地为那位老同学的女儿向何校长求情，将高考分数线远低于本校录取线的那位女生“照顾”入学，从此被何校长抓住了把柄，再也不敢跟何校长“叫板”了。而何校长则以学校经费紧张为由，向盛副校长的那位当大老板的老同学借了2000万元……这是小说《大学纪事》的一段情节。不要以为它纯属虚构，因为小说的作者汤吉夫本身就当过大学校长，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是反映了现实生活本质的。
盛霖内心的一段独白，道出了自视清高又不由自主同流合污的矛盾和痛苦：“你的理智与人格分离，你是二重人格，既进了泥潭，就难闹个一身清白。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事，从来就没发生在你身上，盛副校长，你不觉得你是个充满矛盾的人吗？”这也是当今中国大学的矛盾：既要维持一片净土，又不能免俗地迎合世风；明知教书育人是百年大计，却又急于跟上教育“大跃进”的时代步伐。而作为大学领导，何、盛二人的表现虽不同，却是殊途同归，前者是那种“搞学术不怎么样，搞权术却有两下子”的脚踩大学与官场两只船的人物，后者自以为是捍卫正义的斗士，却也是“体制中人”，无法独善其身。这是中国大学的悲哀。
晋升侧重科研成果
大学领导如此，那么大学教师又如何呢？《南方周末》一篇文章说，当今的高校体制下，有学术良心和社会良心的教师是不被欣赏的。这样概括基本上符合当今中国高校教师处境。虽大多数教师从内心上还是愿意谨守本份，做好本职工作的，但由于考核、晋升的标准并不注重教书育人的业绩，而侧重于所谓“科研成果”，遂导致教师用许多时间和精力去争取科研项目经费，并力争在短期内拿出成果。其后果正如一位研究教育问题的学者所说的，“用各种量化指标衡量教师的优劣，决定地位的高下，暂且不去说更糟糕的权力腐败的因素，在这种体制下，教师素质的平庸化是一般趋势，还有多少人能够充满想像力地去探索知识，并且以此影响学生？”
这位学者进一步分析说：“更严重的后果是，在劣胜优汰的机制下，我们的教师队伍正在发生可怕的蜕变，长此以往，真会耽误我们的学生，毁掉我们的教育。”你要尽心尽力地做好教学工作，以充满活力的课堂教学来培养和启发学生的创造力吗？对不起，在考核中无法体现你这方面的“业绩”，而用大量时间备课必然使你无法全力“投入科研”，从而在可以看得见的成果上输给别人。这样，培养人才这一大学的主要功能，便只剩下一句空话了。
即使仅就科研而言，大学教师亦非想像中般纯粹和高尚。2009年中央电视台报道了西安交通大学某教授科研造假骗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事。报道说，该校几位老教授坚持举报这位造假者，但校领导对其多方袒护，老教授们不依不饶一直告到中央有关部门，历时3年才使造假之事真相大白。笔者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偶遇西安交大的两位与会者，向他们问起此事，他们起先佯称不知，在笔者一再追问下，才勉强承认知道此事，但其中一人竟然说，那位教授（造假者）的科研其实搞得挺好的。此言不禁使人大跌眼镜！如此罔顾事实信口雌黄，看似维护“学校名誉”，实质上是视学术腐败为常态，认为此乃理所当然。
一位评论者说：“有学者曾作出这样的辩解，他说比起官场的腐败来，学术界这点小动作算得了什么。这位学者的话暴露了学界的一个可怕的心态，即与贪官攀比腐败……学术腐败瓦解了人们心中那座纯洁的学术宫殿，给公众带来了莫大的失望。连大学教授、博导都这么搞，这个社会还有救么？”
这里暴露的问题是：大学为了争取经费和排名，可不择手段，不仅违背大学追求真理的精神，而且使得本应成社会道德楷模的大学思想殿堂遭到玷污。因而此种弊端影响已超出了大学的围墙，正在消解著一代又一代人培育出来的社会诚信。再来看看大学生的情况如何。不少大学生努力学习自己的专业知识，以求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具备优势。当然也有少数大学生是出于专业兴趣而探索求知的。但是，总体而言不容乐观。根本的原因是在教育产业化的浪潮中，大学己沦落为贩卖文凭的机构，大学生们感到真才实学并非社会阶梯上升中的主要依据，加上诚信的缺失，使追求虚假的高分成为校园的风气。
《中国青年报》曾以“南京一大学生威胁老师给高分”为题，报道该校“考试一结束，拉关系，走后门，要加分，校园不正之风愈演愈烈”的新闻。其中一位男生竟威胁任课女教师，说如不给高分将对其孩子不利，迫使那位女教师报了警。笔者也不止一次地遇到学生未上课却要求给分的事。一次是某位本系毕业班的学生，整个学期一次课未上，却参加了期末的开卷考试，他坦承自己是“属于准备把学分凑够就毕业”的那种人，并说“希望老师能够通融一下，让学生把学分拿到”（引自该生的电子邮件）。
通过手段凑够学分
另一次是一位外系的学生，交上期末作业（小论文）时附了一张字条，说“因为这学期在校外实习，没能出席课程”，而毕业在即，“学校通知要补齐学分”，要求我帮她“填（一）下分数”。从这两位学生的口气，可以看出他们认为虽未上课但向老师要分是很正常的事。笔者当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严肃地批评了他们，其中一次还反映给了教务处，但未得到正面回应，估计这两位学生都通过种种手段凑够学分“顺利”毕业了。
什么叫教育产业化？说白了就是把各级学校当作赚钱的机器，把学生当作“流水线”上千篇一律的“产品”。其结果是，学生缴交了高额学费却学不到什么真本事。个性化教育不必说了，连原本可能还存在的些许创造性都被扼杀了。除了少数幸运的学生遇到好老师之外，他们从课堂上、从导师那里得到了什么呢？是一些过时、陈旧的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这样，表面上中国的大学办得轰轰烈烈，实则充满了泡沫，除了给那些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员和校长、书记们增添“政绩”之外，什么也没有！这样的大学不仅不能培养出钱学森所希望的“大师”，连对社会进步起推动作用的功能都令人质疑，因为大学的灵魂已经被抽空了。
正如新加坡政论家郑永年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研讨会”上所说的，“在教育费用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教育所能给学生带来的价值却在迅速减少”；“中国的大学以权力为本，以培养了多少政治人物为荣”；“中国的大学以利益为本，以培养了多少亿万富翁为荣”。他更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的中国、中国教育界和知识界，除了专业主义，什么都不缺……所以，中国无法回答钱学森之问，即‘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大学的目标不是培养大师。”中国大学生质量的滑坡已是不争的事实。
笔者在大学任教近30年，毫不夸张地说，当今大多数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专业基本功方面，甚至还不如上世纪80年代本科生！更令人扼腕的是，学生还从学校感染了不讲诚信的恶德：“若全中国所有的学校都关闭的话，我们的知识水平就会大大降低，但是我们的道德水平却会大大提高。在各级学校里，人们都被教予如何说假话，这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素质，显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北京大学前校长张维迎如此愤世嫉俗的话，并非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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