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期问题是研究海外华文媒体首先遇到、无法忽视的一个问题。如果美国、台湾或其他国家的人根据其所在国家的历史事件来梳理中国媒体的发展脉络,我们一定会觉得不妥。但目前最有影响的分段理论,恰恰是根据中国的历史大事件来为海外华文媒体分段的——在提倡“全球视野”的当下,这种“大国沙文主义”与“中国中心论”尤其要不得。作为非本土语言媒体,海外华文媒体除受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华文化的影响外,还深受国际形势及所在地环境的影响。本文作者因时俱进,提出了新的“五阶段论”,著重分析了最后一个阶段的特点,期望学界共同关注与讨论海外华文媒体的分段问题。

在全球范围内,海外华文媒体是一种特殊的现象——迄今除了英语外,没有其他语言的媒体,能够像华文媒体那样,以非土著语言的形式,在除中国本土以外的那么多个国家,以那么庞大的规模存在和发展,这一方面与遍及全球的华人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华语这种古老的文字和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的魅力。

从新闻传播史的角度看,现代意义的华文媒体的历史并不长。19世纪初,“全球各地文明战胜愚昧和错误正在取得迅速的进步——即使心胸偏狭的印度人都已开始用自己的语言开办几种杂志,只有中国人还原封不动……”,在遥远的东方,中国这个庞大的文明古国还在封建专制的襁褓中继续沉睡——尽管它发明了纸张和活字印刷术,但这两项技术并未用于新闻传播,也未促进大众传播业的发展。直到1815年8月15号,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威廉·米怜(WilliamMilne,1785-1822)在其中国籍助手梁发的帮助下,在马六甲这个远离中国的地方,出版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世界上才有了第一份中文报刊,其内容以传教为主。

由于封建王朝的禁锢,中文报刊是先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出现的。它一方面伴随著鸦片战争——首次中英战争的步伐,渗透到中国内地;另一方面,也伴随著华人的移民步伐,漫延至世界各地。办华文报刊的人,也从早期的传教士,发展为中国国内的士大夫阶层和国外的华裔富商。如今,据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而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文媒体,可见华文媒体的普及状况。

海外华文媒体的繁荣,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学者们开始关注海外华文媒体的发展。美国人白瑞华写了《中国近代报刊史》专著,英国人海思波、德国人佛尔克等人都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到了早期的海外华文媒体。

研究海外华文媒体,不可避免地要梳理它的发展脉络,这是我们在研究中首先遇到、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那么,如何科学、合理地分期?近一个世纪来,海内外学者研究华文媒体的论文、专著不少,但关注分期问题的不多,并且已有的分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

前人的分段论及其不足

(一)三阶段论

在中国,首先对海外华文媒体进行历史分期的是方积根、胡文英,他们在1989年出版的《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中,根据主办者的身份,将海外华文报刊“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即从洋人办报发展到华侨办报,又从华侨办报发展到华人(或华裔、华族)办报……”。在“华人办报时期”,华文报刊的地区分布“由东南亚地区占压倒优势变为相对集中在东南亚和北美洲两个地区。”

具体而言,1815年—19世纪末是洋人办报时期,这个时期,报刊的性质是传教与通商;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是华侨办报时期,这个时期,报刊的性质是商业性与政治性的传播媒介;20世纪60年代至今(1989年)是华人办报时期,这个时期,报刊的性质是:为华人自身求生存与发展服务。其中,“华侨办报时期”又可分为3个时期,即:辛亥革命前后、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以后。

这里,三个阶段间的节点是模糊的,并无具体的年份。

(二)“四阶段论”

继方积根、胡文英提出“三阶段论”后,一些人推出“四阶段论”,按时间排序,主要有:

1)荆溪人在《报业之发展》中,将海外华文报刊分为新闻信、大字报、海外版、商业化自由竞争4个阶段。

2)柯哲澄向“1992年旧金山华人问题国际研讨会”提交之《海外华文报业发展史》论著中,将海外华文报刊分为:最早之华文报纸、民国时期、40年代时期、80年代时期。

3)巫乐华在其主编的《华侨史概要》中,将海外华文报刊分为19世纪的华侨报刊、辛亥革命前后的华侨报刊、两次大战期间的华侨报刊、二战后的华侨报刊。

4)吴廷俊在其论文《也谈海外华文报刊发展的历史分期》中,将海外华文报刊分为发轫期、起步期、发展期、转变期。

上述分段论,存在著这样那样的不足,比如新闻信、大字报均是窄播媒体,并非大众传播媒介;40年代仍属于民国时期,存在重叠现象;《华侨史概要》对二战后华侨与华人的分野、对近半个世纪来华文媒体的划分过于含糊不清;而且最后一个阶段总是远远长于前面几个阶段,尾大不掉。

(三)“六阶段、三大高潮”论

目前较有影响的,是王士谷先生的“六阶段、三大高潮”论。王先生在其1998年出版的《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中,提出以中日甲午战争、辛亥革命、两次世界大战、文革结束等历史节点为标志,将海外华文报刊分为以下六个阶段,即:

1)19世纪为萌芽和创始时期,具体下限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止。

2)辛亥革命前后即1895年到1919年,为政治性报刊兴起和两派论战时期。

3)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即1920年至1945年,为报刊商业化和华语广播发轫时期。

4)战后时期,即1945年日本投降到1958年,是复兴与曲折发展期。

5)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具体讲从1959年至1975年,为大转变时期。

6)1976年以后,为新的大发展时期。

与“三阶段论”相比,此分段论最大的变化,首先是为各个阶段提出了明确的时间上、下限;其次,其分段标志是公认的历史节点;再次,各个阶段间的确存在质的变化与差别。

王先生还认为,海外华文媒体存在三大发展高潮,分别是:

1)戊戌政变至辛亥革命前夕,以康梁为首的立宪派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展开激烈论战,由此促进了海外华文报业的迅速发展;

2)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海外华侨经济实力迅速增长,为大批华侨报纸的出现创造了条件。马来西亚的《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就是在这一时期,由著名侨领陈嘉庚、胡文虎分别于1923年、1929年创办的。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文报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在抗日战争中被关闭的老报纸纷纷复刊,还出现了一批新办报纸。

之后,程曼丽基本采纳了王士谷先生的“六阶段论”,但略有改动,其2001年出版的《海外华文传媒研究》将海外华文新闻业分为:产生(早期)、辛亥革命前及辛亥革命时期、辛亥革命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至80年代末期、90年代六个专章论述,其中辛亥革命后又分为二战前和抗日战争中2小段。她未对海外华文报刊的分期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并且这几个阶段间的分界线也是相当含糊的。

(四)“四大高潮”论

2002年,新加坡的崔贵强先生在其出版的《东南亚华文日报现状之研究》中,在王士谷先生“三大高潮”论的基础上,演化出“四大高潮”论,其中第四次高潮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著中国与其他国家经贸、政治关系的复苏及各国对华政策的改善,出现的华报复兴。可见作为海外华人,崔贵强先生并未摆脱王士谷先生“中国本位论”的影响。

此外,我国较早研究海外华文报业的扬力等人也曾注意到海外华文媒体的分期问题,但并未提出自己的分段论,故仍以方积根、胡文英的“三阶段论”及王士谷的“六阶段论”最受关注。

上述分段论及高潮论虽然系针对海外华文报刊而作,但由于报刊是海外华文媒体最早也最繁荣的传媒形式,对报刊的分段论亦可视为对整个海外华文媒体发展阶段与发展规律的普遍认识。

(五)六阶段论之不足

笔者以为,现有的分段论均有一定的依据及可资借鉴之意义,但皆有其不足。三阶段论、四阶段论的不足前文已有分析,此处不再赘述;六阶段论最大的问题,是其不知不觉中落入了“大国沙文主义”或曰“中国中心论”的窠臼——用中国的历史事件作为时间节点来为海外华文媒体的发展脉络分段,就像用英国、日本的历史事件来为中国的新闻传播史分段一样地不妥。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传播的主体、价值观与手段日渐多元化,因此以国家为主体,由政治所规定的国际传播,正逐步被由个人、群体、组织、民众、政府跨越国界传递信息、价值观和态度的全球传播所取代。”。“全球传播”要求传播者有“赋权”观念——即更多地换位思考,赋予沟通对像以足够的尊重。相应地,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也要与时俱进,提出既符合时代要求、又符合实际情况的分段方法。

克服“中国中心论”,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作为华文媒体的一支,海外华文媒体的发展固然与中国社会变迁存在著正相关关系,尤其在华侨报刊阶段,“辛亥革命前的保皇与共和,民初的共和与帝制,抗日战争期间的抗日与投降,二战结束后的民主与独裁……绝大部分报纸都是围绕著中国现代史上这些大是大非地问题发表言论,或赞成,或反对,或为共和、抗战、民主呐喊、唱赞歌,或为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物唱挽歌。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和华侨在政治上认同中国相联系的。”。但“正相关”不等于“唯一相关”或“同步相关”。海外华文媒体生长于海外,必然还要受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族群等因素的影响,甚至受后者的影响可能还要多些,这在华侨媒体转化为华文媒体后尤其明显——这也要求我们:不能完全按照中国的历史步骤来为海外华文媒体分段。从方法论角度论分期问题我们知道,给历史分期,首先得有一定的标准,比如“三阶段论”,是以“办报者身份”为鹄的来划分的。其次,分期的依据,必须是已经获得公认的理论或方法。最后,在逻辑上,必须符合简明、准确、完备、互斥的要求。

具体到海外华文媒体的分期问题上,笔者以为,可以借鉴传播学理论中的“五要素”理论及历史学的分期方法来探讨。

(一)根据传播学五要素理论来分段

传播学认为,任何一个传播过程都存在五个基本要素,即传播者、传播媒介、讯息、受众和效果。新闻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新闻史的分期,首先可以依据五要素理论来进行。

如前文的“三阶段论”,是以五要素中的“把关者/传播者”为标准来划分的。

如果以“媒介渠道”为标准,则可将海外华文媒体分为印刷媒体、电子媒体、网络媒体三个阶段。根据《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海外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华语广播,60年代出现了华语电视,90年代有了电子报刊。也就是说,上世纪30-90年代为电子媒体阶段,90年代后进入互联网阶段。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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