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面前摆著一本书，《国情研究第一号报告：生存与发展——中国长期发展问题研究》（以下简称《国情报告》）。这是一本由权威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写作并于198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调查报告。回首该书出版至今为止的这25年，将中国的发展与书中的内容对照，可以说是五味杂陈，忧大于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情报告》的总基调是，中国的发展应该建立在中国“家底薄”、人均资源低于世界水平、环境脆弱的现实之上，接受以往主观片面认识导致的高速冒进所付出的沉重代价的教训，以适中的发展速度，走一条与工业化国家传统发展道路不同的符合国情的中国之路。而现实是，尽管中国经过三十几年的快速发展，在一些经济指标上赶超了发达国家，但却付出了资源和环境的沉重代价，并没有走出一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而是重走了人家的老路，造成当今中国在资源与环境方面危机重重的局面。
让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国情报告》的主要内容。该书正文分为四个部分：基本国情；困境与危机；发展模式、战略与选择；潜力、希望与对策。正文之前有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写的序和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写给课题组的信，以及前言。正文之后有四个附件，分别是对人口问题；农业自然资源承载力；生态环境问题；粮食产量预测与农业经济的数据、模型等的研究及其结论。附件的篇幅约占一半。
《国情报告》对基本国情的概括是；“人口过多，底子过薄，教育文化科技水平低，资源相对紧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对困境与危机的大体描述是：“人口继续膨胀与迅速老化，就业负担沉重”；“农业资源日益紧张，接近资源承载极限”；“环境污染的迅速蔓延与自然生态日趋恶化”；“粮食需求迅速扩张与粮食增产举步维艰”。在发展模式、战略与选择方面，报告批评了以往的“急性病”和“速胜论”，指出其特点是“过高地估计经济发展的形势，过高地提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和要求，过高地估计处理困境和危机的能力”，因而提出节省能源、适度消费，坚持“持久战”的发展模式；提出独辟蹊径地走一条与外国不同的、非传统的现代化之路。这实际上已经与下一个部分的潜力与对策联系了起来，不言而喻，在有限的物质潜力条件下，只能量力而行。对未来的前途，报告持“有条件的谨慎乐观论”。
正像本书的书名一样，“生存与发展”是贯穿全书的主题。这一主题在第二部分“困境与危机”的结尾有一个思想的升华，它指出1949年以后的30年经济发展之所以屡遭挫折，其症结是犯了主观主义的急性病。其代表就是毛泽东的“革命能改变一切”，“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思想。究其根源，是“犯了认识论上的错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际相脱离”，因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仅没有发展，而且伤及生存的基础。只是到了中共十三大报告，才确认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承认“我们对这个阶段的状况、矛盾、演变及其规律的认识，在许多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故认为中国的工业化需要上百年时间，从而回到正确的认识论上来。生存第一，发展第二，发展建立于生存的前提之上，没有了生存，谈何发展？此乃常理。而由于历史的和自然的原因，中国的生存基础薄弱，所以发展之路必然是漫长。
《国情报告》正是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它提出了一条速度适中的发展之路，其核心是节省能源、保护环境、适度消费。其特点是：较低的食物消费水平（人均粮食800斤，以植物型食品为主），较低的能源消耗水平（人均耗能1000公斤标准煤；以自行车、公共交通为主，不普及家用轿车），较低的住房水平（城镇人均10—15平米，乡村15—20平米；人均月用电量20度；不提倡私人别墅、花园、空调等），较低的用水消费水平（人均年用水量600吨）。
人们专注眼前问题
然而，这样一份符合国情、从实际出发的报告，在发表之后不久，就淡出了国人的视线。而此后中国的发展，也与书中的设想相去甚远。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复杂。报告发表之时，正值中国风云变幻之际。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济不稳定等，使人们专注于眼前问题的解决，顾不上长期发展的规划问题。等到形势缓解过来，经济全球化浪潮已席卷世界，中国正急于融入其中，不想再错过搭载世界经济快车的机会，“三资”企业在沿海遍地开花，农民工从内地蜂涌而入，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情报告》担忧的农村过剩劳力问题。而报道所预言的粮食危机亦未出现，这一方面是高产稻种的培育成功和推广，一方面是中国得益于经济全球化从而得以进口大量粮食。
再者，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他们的生活开始变得奢华，在榜样效应的带动下，传统的崇俭抑奢的社会风气也开始变化，人们向往欧美的享受型消费生活。凡此种种，都可能使充满忧患意识、力图使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国情报告》显得不合时宜，从而被人们“选择性遗忘”。从宏观上来看，当中国经济以加入“世贸组织”为融入全球化的起点迅速步入快车道后，它开始由不得自己了。就外部因素而言，以资本全球化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必然使中国成为低端加工的“世界工厂”；就内部因素而言，各地官员普遍有一种追求GDP快速增长的强烈冲动。在此大形势之下，“适度发展”之说遂被“跨越式发展”的口号所取代。至此，可以说《国情报告》所设计的发展之路基本上被抛弃了，中国走上了一条与之相反的发展道路。
中国如今成为全球第一汽车销售大国，北京早已突破500万辆，连中等城市厦门也突破100万辆。新增汽车大部分为家用轿车。三十几年前满街跑的自行车，如今在许多地方已成罕见之物。这与《国情报告》设想的居民交通运输体系大相迳庭。
2007年，中国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达到23.7平方米，农村人均住宅面积也达到27.2平方米，均远超该报告主张的住房水平。2014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均月用电量，在发达城市最高的已达到400度，为该报告预测的20倍；在中等发达城市最高的也达到100度，为其预测的5倍。仅此几项指标，就足以说明当今中国的发展道路与该报告设想的完全不一致。
有人可能会说，发展速度飞快，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有什么不好呢？当然没什么不好，它不正是历代志士仁人追求的民富国强吗？然而事情并不简单。当一国处于发展初期时，往往资本稀缺，人力与自然资源却相对充足，于是低价的资源和原材料刺激了粗放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其低效率反过来又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
环境和资源代价大
在此情况下，发展速度越快，环境和资源的代价越大；生活水平提高得越快，付出的成本也越大。而在全球化时代，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虽然借用了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加快了发展速度，却付出了更加沉重的环境和资源代价。如果没有尽快过渡到立足于本国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工业化阶段，那么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将长期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正是在这一点上，《国情报告》并未预见到全球化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因为在该报告调研和写作的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尚未确立，故其不免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这也是它被弃之不用的原因之一。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对它全盘否定。笔者认为，它的主基调还是正确的。它对保护环境，节省资源的发展模式的设计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它对不顾一切的高速发展将造成环境严重污染有十分准确的预见。不难想像，如果实施该报告倡导的细水长流式地利用资源、珍惜保护环境的发展模式，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雾霾严重、水资源短缺和污染、土壤资源浪费和破坏的危机，或许将会轻微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