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上，张伯驹（1898-1982）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张氏其人，论者多以收藏家目之。他为避免国宝流失海外，不惜重金购置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等稀世珍宝，并最终将其无偿捐献给国家的事迹，尤为人所津津乐道。世人往往据此颂扬其爱国精神。更有甚者，竟谓伯驹“一生处事贯穿一条爱国忧民的主线，在政治上能够明辨是非，昭昭在人耳目，难能可贵”。
然而，张氏本质上乃一才子名士、文人墨客，为人散淡超脱，于政治无所措意。因此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他亦不以为意，称“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我也是这样”。“爱国”毕竟属于政治领域之范畴，用它来理解张伯驹这一“散淡之人”收藏并捐献文物的行为，终究有些许隔阂。此外，世人每每热衷于讲述张伯驹收藏、保护文物的种种故事，并颂扬其捐献文物，不向国家索取分文之高风亮节。但在笔者看来，张氏的价值却并不在此。
张伯驹多才多艺，在书画创作、鉴赏以及诗词、戏曲等方面均有极高造诣，其识见之精、格调之高，屡屡为行家所称道。章诒和认为在张伯驹心里“文化至高，传统至上，超过任何的政治利益和各种的主义”。他眷恋于传统文化，担忧其流失或衰落，而书画恰恰是文化之载体。张氏收藏并捐献书画，当是从传统文化之传承、延续著眼。论者每称此举是出于“爱国心”，则稍显空泛。
君子之交淡如水
张氏虽才华横溢，可周汝昌先生却说：“我深重其为人，过于他的其他方面。”他不仅眷恋传统文化，其性情气度、待人接物，亦深受传统文化之熏染。周汝昌称其人“一见之下，即觉其与世俗不同”，这是形容他的超凡脱俗；周氏又称张伯驹“伉爽而无粗豪气，儒雅而无方巾气”，即他虽然性情刚直豪爽，却并不失之于粗；虽性情儒雅，却并不落于迂腐。这种气质风度，若非长年浸淫于传统戏曲、书画等高雅艺术之中，恐难以炼就。
而张氏之为人处事，亦恪守传统之信条。章诒和曾用“君子之交”来形容张伯驹夫妇与她父母的交往。古语云：“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是说，君子之交，无涉于利害，惟重性情之相投。故而当朋友富贵之时，未必要锦上添花；而患难之时，则一定要拔刀相助。这种关系，虽表面淡泊，却使人心中感到亲切温暖。
张伯驹与人交往，即秉承著这些原则。周汝昌说：“在他（指张伯驹——引者注）眼中心中，并无尊卑贫富之分，只有高下雅俗之别。”可见，张伯驹看重的并不是某人之权势地位，而是其人格、品味。他与章诒和之父章伯钧的交往开始于章氏被划为“右派”、免去交通部长等职务之后，而不是在其得势之时。张伯驹是出于对后者为人的敬重而同他交往的，而非出于名利的考量。二人平素往来并非十分密切，然而章伯钧在“文革”期间郁郁而终，张伯驹却是章氏去世后第一个登门表示慰问之人。俗语说，患难见真情。张氏尤爱救人于危难之时。1948年，他见袁世凯之子袁克定生活困窘，难以为继，便将其接至家中赡养，直至十年后袁氏去世。
中国传统文化复兴
张伯驹的价值，笔者认为，首先是他的为人处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政治运动频发，人性受到压抑甚至摧残。具体而言，党的利益或者需要是至高无上的，人们或出于对所谓“革命”的忠诚，或为了迎合时势以谋求自己的生存空间，无视亲情和友情，甚至不惜通过揭发、告密出卖自己的亲人、朋友。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张伯驹仍然能够保持本色，重情重义，没有因为政治的磨难而改变自己的性情，实属难能可贵。
其次，他的文化修养、气质风度，恐怕是1949年以后生长在中国大陆的人们所难以企及的。品味、格调之养成，一靠富足之环境，二靠后天之熏陶。张伯驹身为世家子弟，是袁世凯表弟张镇芳之继子，若非生活无忧，焉得有鉴赏书画、创作诗词的闲情逸致？与家世相应的则是文化积淀，张氏自幼开始即深受中国传统之浸润，自不待言。然而1949年后的中国，长期以来人们的生活并不富裕，直至近些年才稍有好转。人们或是为生计而奔忙，或是执著于声名之传播，不复有张伯驹之散淡超脱，当然也就不能像他那样醉心于无关功利的审美领域。而由于传统文化备受摧残，整个社会亦缺少足够的文化积淀。如此，今人之品味、格调，自然不能与张氏比肩。
其三，张伯驹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之熏陶，由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或有助于修养之提高，或有助于气质之升华。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大陆出现了复兴的趋势，但若仅仅把它作为一种知识传授，而不使其内化为个体生命的一部分，则中国传统文化终究不能得到传承与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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