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汝康博士于1948-1949年来到砂拉越进行学术调查研究，而后撰写了《砂拉越华人》（The Chinese of Sarawak:a study of Social Stucture）一书，迄今已逾60年。1946年砂拉越成为英国直属殖民地，英政府拟定了一项计划，研究砂拉越的民族，包括华人、马来人、马兰诺人以及伊班人等，对这些民族进行历史文化上的调研。田氏当时刚从英国伦敦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他的导师费斯爵士（RaymondFirth1902-2002）安排他到砂拉越从事研究当地华族社会。于是原本打算返回中国的田氏，就此来到砂拉越。
同时期，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在1948-1950年的人类学系博士班毕业生中，也安排了另外数名年轻的学者到海外来进行人类学的研究工作。
一：莫里斯‧费里德曼（Prof. Maun rice Freedman）到新加坡殖民地华人家庭与婚姻课题研究。
二：威廉‧吉德士（Prof. William Geddes）负责研究砂拉越州的陆达雅族（比达友族）。
三：德力克‧费里曼（Prof. Derek Freeman）研究海达雅族（伊班族）。
四：史蒂芬‧摩力士博士（Dr. Stephen Morris）研究马兰诺族。
五：田汝康博士研究砂拉越的华族社会。二战后由于政局的演变，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使得人类学所注重的田野调查工作，无法在中国大陆进行。于是有志于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学者，把目光和重点转移到海外华人社会，而以东南亚华人社会为主。
深入调查华人社区
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诸如斯金纳（G‧W Skinner）之于泰国华人社会、符里曼（M‧Freedman）之于新加坡、李亦园之于马来西亚麻坡、田汝康研究砂拉越华人社会以及数名西方学者研究菲律宾、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他们大多从分析华人各方言群的志愿社团、宗族组织、经济形态等著手。
田汝康到来砂拉越后，即逐步深入到砂拉越华人社区进行调查访问。以古晋为重点，旁及诗巫等地，对华人族群的地缘、血缘、业缘以及宗族社会进行分析。在宗族关系方面，以诏安田姓的田厝村为例。说明中国的宗族制度如何移植海外。福建诏安的田姓，战后与广东惠来的田姓族亲组织了田氏公会，诏安田氏并参与组织诏安公会，诏安公会创始时，一度由田姓人士出任主席领导职位。
华南地区宗族社会
中国的华南地区，单姓家族，或以某姓为主的家族聚居村落是乡村社会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以福建诏安县为例，陈、沈、林、许等大姓，往往形成单姓的一个聚居地。中国新政权建立后，姓氏混居才逐渐多起来，但也只有少量新聚落为杂姓聚居。
福建诏安县的田厝村，明显是田氏族人的聚居地。笔者于本世纪初返乡，与族人叙谈。迄今田厝村居民仍以田姓族人为主，村落家族组织结构变化不大。
田氏宗祠的对联是“麻里石沙合一宗而永大，宝和兴盛分四户以连枝。”田氏祖辈有四个兄弟，也就是四个房系。他们在田厝村繁衍生息。三房和四房子孙移居到砂拉越甚多，迄今在砂拉越的古晋及美里皆有田氏公会的组织，客家惠来田氏族人也参与这一公会组织。
在族谱辈分方面，诏安田氏与惠来田氏也都可以清楚分辨。
砂拉越开埠迄今已近170年，华南地区的宗族社会在此仍具有明显的迹象。由于早年移民海外的华人多来自同一乡村故里，到了砂拉越的各个乡镇，也多同从事农耕或相近的行业，例如蔡姓人氏，多来自河婆客家，少数来自福建海澄（龙海），贝氏族人也以客家为主，这种同一姓氏来自同一村镇，明显存在其谱系也排列分明。
战后以来，姓氏宗亲的血缘组织在砂拉越的较大村镇，先后成立，这对研究海外宗族社会组织，提供了便利。
福州籍人变动最大
19世纪的砂拉越，以古晋为例，方言群以闽南、潮属、客家籍占多。福建公会在1871年成立，潮州公会在1864年成立。福建公会的会员以闽南籍，即漳州与泉州两府人为主。那时期，古晋福州人不多，到二战后，福州籍人组织了福州公会。20世纪80年代之后，福州籍人大量从拉让江流域一带逐步移至古晋及其邻近区域。他们同时加入福建公会，而闽中地区的莆田、仙游等原属兴化籍贯的人士也加入福建公会，这种融合自然是社会变迁的结果，打破原有方言群结构的地缘组织。
但在诗巫，由于福州十邑人士财雄势大，他们有福州公会组织，闽南籍人组织了漳泉公会，籍贯与方言分得较为清楚。
二战后以迄20世纪的80年代，华人社会方言群最大的变动，以福州籍人最为显著。人口统计福州人占砂拉越华人的三分之一。（20世纪50年代的人口统计，客家人原较福州人多。）这一方言群原在拉让江流域一带以农业种植为主，但战后以木材业的砍伐出口，逐渐由福州人掌控。拉让江上游及巴南河上游大片的森林，是砂州主要的资源，木材的出口也为砂州带来财富，同时为掌控木材业的福州人带来财富。福州人在油棕种植业、建筑业等都居于领先地位，他们人口多，在砂拉越境内的迁移迅速，从原本位于拉让江流域迁移至西部的古晋及北砂的美里、林梦，并跨过汶莱到沙巴从事各行业的发展。民都鲁的发展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战前以迄战后初期，潮州籍人操控了民都鲁城市经济，人口也以潮人为主，但70年代之后，福州人逐步涌进，这个城市的人口已逾15万人，福州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经济的掌控更不在话下。
研究砂拉越华人数十年来的社会变迁，福州人的强劲的经济动力，同时在政治上也处于强势，对砂拉越未来的发展，可视为一个研究的基石。
人类学研究方法
田汝康博士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参与观察，深入各社区的方言群的社会结构作出详细的调查。诚然，本书所调查的已是半个世纪前的砂拉越，数十年来的变化，特别是华人社会的变迁已显示出各种迹象。但作为一部经典性的学术著作，《砂拉越的华人》一书仍不失有其光辉的一面。
田汝康博士于1950年返回中国，先是在浙江大学担任人类学系教授，1952年调往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他原以为可以将所学贡献给祖国，但中国自1957年反右斗争，大跃进而后文化大革命，20年间的政治斗争，逼使大量知识分子下乡劳改、坐牢，甚至丧失生命。田汝康不免受害，吃尽苦头。文革结束，田汝康回到学术岗位上。改革开放后，他远赴英国、澳洲、美国、荷兰及日本等国的大学研究院当访问教授，并完成多本中英文著作。
90年代重返中国，但已垂垂老矣，他于2001年重返他一生最为思恋的砂拉越，会见了许多老朋友，这是他一生感到最快乐的旅程。2006年7月20日，他在云南逝世，享年91岁。
本书的译者林青青女士，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她中英兼优，已译过多本书。本书的译笔流畅，显示其语文功力。笔者在阅读之余，写下数语，并庆贺这本已出版超过半个世纪的名著中文版的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