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写了一篇“新加坡华文书商是香港华文出版业的奠基人？”的文稿，蒙南大中文系张钊贻教授的推荐，转去汕头大学的“华文文学杂志社”，且有幸发表在2013年01期的《华文文学》双月刊里。不过，文章的标题被改为“香港出版业与五六十年代的新马图书市场”，而且作者的名字也被误植为“陈蒙正”。近日对该文稿作重新审视，发现该稿对香港当年出版业的发展经历和海外市场的情况，没有作较为深入的探讨，实在是很严重的欠缺，逐作本文给予补充。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居民以华人占绝大多数，中文又是香港的第一和通用的主流语文，因而它跻身为世界华文出版业的三大基地之一，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凭著香港当年不足三百万人口的本地图书市场，就足以让它登上世界华文出版界三大基地之一吗？若对香港出版业早期的发展经历，作深入的检视和回顾，就不难发现，新加坡书商对香港出版业的发展，不论是在产业的整体规模，所出版图书的品种类别，出版行业人员的培养和建设，尤其重要的是，在市场的开拓等方面，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和贡献。
早期香港的中文图书业务（尤其是教科书），从30年代以来，基本上仰赖上海、广州供应。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不少左翼的文化人纷纷返回中国大陆，国民党人士则避居台湾，香港社会的前途处在不确定的状态，文坛上出现了短暂的沉寂。而当时的香港，无论在经济或文化层面，都处于低落的阶段，那时香港的出版物只有历书（俗称通胜），旧启蒙读物，医卜星相及标点通俗小说等有限的几种，出版事业有待起步，用“文化沙漠时期”来形容当时的出版界，是十分贴切的。
50年代香港的文化界，左右派之间壁垒分明，而右派的势力，在美国政府资金的支助下，出现了所谓的“绿背文化”，明显占据上风。“绿背”即美元，利用美方的拨款在香港建立起“救难总会”，后改名为“亚洲基金会”，同时设立“孟氏基金会”等，赞助和鼓励落难在香港的文人，成立出版社，大量出版反共的读物，和来自中国大陆及本地左派的出版物对抗。
在香港创设出版社出书来供应新、马市场的需求，世界书局的作法比较规范，至今可查和确认其设立于香港的出版社约27家，其中包括海滨图书公司、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世界少年出版社、南洋文摘出版社、文学出版社、新文化出版社及南洋文艺出版社等等。所出版的“世界儿童”、“儿童画报”、“小学生丛书”、“曹聚仁作品”、“中国新文学丛书”、通俗化改写的世界名著等出版物，都是当年畅销的读物，在新、马两地，拥有大量的读者。世界书局的出版物，涵盖了字典辞典、文艺丛书、期刊月刊、地理历史与游记、社会与经济类书籍、语言与语文书籍等等，是一个很具体性规模，有实力和多元化的华文出版集团，是香港华文出版界中的一支顶梁柱。
新加坡书商培育出版业人才
香港上海书局出版，由阮朗著的《格罗珊》和俞远著的《思前想后》小说，以及大光出版社出版，由尚京著作的心身放松技术《你就是天才》，和李怡编写的哲学入门丛书等等。是六、七十年代新、马华校中学生的热门读物，对新、马华校生的成长和人生观，起著不可磨灭的影响。其中《思前想后》一书，更是当年新、马进步学生必读的小说。它通过描述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由于情节动人，绝无八股式的说教，因此十分受欢迎。此书总共再版近30次，从初版起先后卖了近20年才滞销，是上海书局所出版创作小说中销量最多，寿命最长的出版物。
上海和世界这两家新加坡的华文书商，由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的约20年间，通过这些性质不同，重点不一，名目众多的出版社，出版了种类不尽相同，内容丰富多采的各种图书。它们涵盖了文学创作作品、翻译作品、历史、地理、哲学、经济、游记、语文、地图、科学文集、医药和卫生保健从书、音乐和艺术从书、少儿读物等等。这种大规模大范围，全方位和多元化的出版运作，让香港的华文出版业，摆脱了此前种类稀少和内容贫乏的面貌，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香港华文出版物的内涵。
新加坡华文书商，为了大规模出版运作的需要，为香港培育了不少作家，画家，编辑、发行、宣传和推销等各方面的人才。
就可查获的资料，由上海书局系统出身，在出版界较为人们熟悉的，就有前香港作家联合会副会长的罗琅；前《广角镜》杂志总编辑，现任“天地图书公司”董事长的陈松龄；前《七十年代》，《九十年代》杂志总编辑，现《苹果日报》特约撰稿人的李怡；“中流出版社”的总经理兼总编辑的庞建华以及叶志坚，欧阳乃沾，魏冲等等。
当年被香港世界出版社以高薪罗致的总编辑，现任香港作家协会理事，前开明书局硕老的甘丰穗，连同由他聘用和引进的林瑞祺，谭秀牧，夏易，何达，关怀，黄墅，郑家镇，司空明，张钦灿，刘芃茹，海辛等人，共同为世界书局及其属下的出版社，编写出版了有关修养、文学常识的丛书；《世界少年》、《妇女与家庭》和《南洋文艺》等杂志；还有字典，辞典等等，为香港的出版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现任大众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及总裁的周曾锷，于1964年从外国毕业后，就到香港负责处理世界书局在港的业务。在他的规划下，公司以不同的出版社品牌，出版了杂志，杂书和教科书等三大类别的出版物，按不同的渠道向香港和海外市场推广和销售，从而达到最大程度的市场渗透率。为香港的出版物走上国际市场，登上世界舞台，发挥了表率的作用。
这些投身在新加坡书商设立于香港的出版社里的人，和许许多多当年陪同他们一起，在台前幕后，为华文出版业务，付出汗水和心血的人，为香港华文出版事业的成长与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上海与世界在香港出版业务上的成功，大大地刺激了香港其他的出版商，促使他们利用新、马图书市场敞开的机遇，投身于香港华文图书的出版业务，让香港的华文出版行业逐渐形成一个，全面多元和完整成熟的行业，跨入“发展成型期”而得以跻身于世界华文出版业的三大基地之一。
华文图书的海外市场
新、马和柬、泰、越、缅、老、菲、印等东南亚国家，长久以来一直是海外华人最主要的聚居地。东南亚地区华人的总量，以及占各所居国人口的比例，至今还是位居世界华人在海外各国的前列，这个情况，在70年代之前，更为显著。华族重视对子女教育的传统，也让华文教育随之散播到东南亚各国。从不完整的资料所悉，东南亚各国的华校早在20/30年代左右就陆续出现，并且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50年代中期，有过一段十年左右的蓬勃发展时期。50年代出版的《现代版教科书》，得以在东南亚各国广泛的销售，可以说是这个时期华文教育蓬勃发展的反证。
当年华文教育的普及和蓬勃，让大量的海外华人接受了中华文化的熏陶，也培育了广大的华文图书读者群，让东南亚各国，在上世纪50年代后的近40年里，成为最重要的海外华族文化产业的市场，也是最大的华文图书市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更是这些国家里，华族比例最高，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也就成为海外华文图书最主要的市场。其实，不仅仅是华文图书，香港制作的华语影片，若是只依靠本港的市场，也是难以生存，更不要说跻身国际影坛，东南亚市场，一直都是香港华语影片最重要的腹地。从新、马地区发迹和成长的邵氏兄弟和国泰电影机构，得以雄踞香港的华文电影界，靠的就是其深厚的东南亚市场背景。
打从二战结束后至50年代末的十余年里，东南亚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并先后获得独立，建立起民族自主的政权。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各国陆续落实倡导本民族文化和教育的政策，对外来的包括华文在内的文化，采取不同程度的限制和打压，华校也因此在各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取缔和关闭。除了新、马之外，华文图书在东南亚的市场，也随著华文教育的衰退，由60年代末开始出现大幅度的萎缩。
当年，在中国与台湾这两个华人人口，最多和最大的华文图书市场，都不对香港出版物开放的情况下，香港的华文出版社，仅靠本港市场，还要面对中国和台湾版图书的入侵，令得那时期香港的出版物，除非获得海外的市场，否则难以生存。1958年新、马地区的禁书令，把中国大陆版图书，从海外最大的图书市场上全面排除出去，腾出了广阔的市场。更为可喜的是，新加坡书商却在此时，选择了大力投资在香港搞出版，主动把市场送上门来，还为香港的出版界培育了人才，增添和丰富了出版物的品种，极大的扩张了整体出版事业的规模，也奠定了香港作为世界三大华文出版基地的基础。进入6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又卷入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漩涡，作为文化产品的出版业，更是首当其冲，受到严重的冲击，出现了停滞和摧残。香港和台湾的出版物再次获得珍贵的机遇，大举填补大陆出版物，在全球留下的市场空档，进一步强化两者，作为世界华文出版基地之一的实力和影响，这是后话了。
（按：全文刊于《学文》第四期，由于篇幅所限，文章仅摘录部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