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5月5日早上，我正在出版社上班的时候，接到学弟敬阳君的电话，告诉我：“曾瑞龙老师走了。”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以为是说老师动身到美国开会去了。因为五月正巧是美国的中国军事史研究会的年度研讨会，而瑞龙师本来预定赴会报告有关中国古代阵法研究的论文："'Goose File' Formation:What does It Look Like?"[此文后来经堪萨斯州立大学Kansas State University 的David Graff教授稍作整理并附上介绍，刊登在《宋元史研究》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第38卷(2008)）]不巧正值香港爆发“沙士”，为免疫症流行之时作长途旅行，瑞龙师跟我说决定取消赴美。
因此，我只是以为老师改变主意，还语调轻松的说：“怎么了？还是去了美国了？”岂料，电话的另一面的回答是老师早几天急病入院，当天早上撒手尘寰了！我听到这的时候，完全没办法相信，脑中一片空白，突然浑身乏力、颤抖。我现在还清楚记得当时看著放在办公桌上的手在抖动的情景。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有被掏空的感觉。
瑞龙师对我的影响，以及我对他的感念之情，不论怎样说，都不会夸张。很多跟随老师学习的日子，至今仍历历在目，仿如昨天之事。本月撰写的专栏文章刊登之时，竟适值老师逝世十周年，或许真是冥冥中自有安排。我诚心借此机会怀念恩师。篇幅所限，老师的学问在此不能多谈，尤幸老师的遗著均已出版，读者诸君自可参详。我只能从学生的角度略述师生情谊的点点滴滴，容或琐碎，却是我生命中不能抹去的记忆。
醉心唐宋历史
1997年的时候，老师刚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毕业，回到母校香港中文大学执教。当时我是本科二年级。老师醉心于唐宋历史，尤以军事史研究自成一家，其博士论文为北宋军事史研究，甚获好评，对北美学者启发颇大，广受引用。老师教学的第一学年开授了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中国政治制度史等课。因为是第一学年，课程的名字还是沿袭传统。虽然如此，老师授课的内容却非常崭新，取径和角度均有别于传统的教学模式与内容；同时，老师还会为我们介绍众多的西方和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在老师的课上，我们不少同学均眼界大开。以后数年，老师推陈出新，所授的课程也换上了比较专门和新颖的名称，课程内容也很能紧贴老师自身的以及学界的新近研究成果。老师的军事史研究因为能够预西方军事史新发展之流，因而别开生面，让我等一众学生知道原来中国军事史的研究，除了传统的研究方法以外，还可以导入不同的元素以及其他学科的成果。当时，每一次上老师的课，都可说是一场知识上的盛宴，足以满载而归。
感激老师关照
我最初受知于老师是在“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第一课上。在郑栋材楼的一个课室内，老师在黑板上写上“左迁”、“除”、“夺情”等一些有关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中常见的名词，考问班上的同学。我因为坐在最前排，便多答了几个，老师面露嘉许之意，当我举出张居正夺情的例子时，老师称赞了我。我当时感到很受鼓舞，因而敢于多向老师请教。在此后的两年内，我常常跑到老师的办公室，问这问那地。尤幸老师并没有嫌我阻碍他，除非他正忙著，否则，他总让我坐下，为我解答问题，听我自以为是地提出见解，与我谈天说地。渐渐地，除了课堂的问题外，也会跟老师谈及其他相关的学术问题、学林掌故，以及老师的求学经历和治学心得。
我曾经在那个房间内，听老师说他的大学生活、研究生宿舍的命案和闹鬼的传闻，以及他当学生时，往中国大陆拜访周谷城先生的经历等等。那时，老师有论文发表，送我抽印本，我总立刻拜读。可是，当时的我，又哪里读懂老师以战略研究的角度所写的论文呢？我只是似懂非懂看过去。老师又建议我多读一些西洋史，特别是拜占庭的历史。正是在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我读了Warren Tread gold和Mark Bartusis有关拜占庭军事史的著作，并以北魏武装力量与社会的关系为题，拟写了报读硕士的计划书。
进入研究院后，正巧老师参与了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的计划，并找了我们几个同学参与校对的工作。后来，工作完成后，梁伟基、叶天赐和我因为听闻有关方面出现财务问题，而老师又以私人名义开付支票给我们作为酬劳，我们怕老师是自己掏钱出来给我们，慌忙推辞不受。老师却哈哈大笑，说我们真傻，他才不会让自己吃亏呢！结果，钱我们是收下了，但我还是不肯定究竟钱从何来？
硕士毕业的前夕，我正为找工作烦恼，老师向我表示，他正要与赵雨乐先生合作写一篇唐宋变革期研究的回顾文章。他让我为他搜集资料，撰写摘要。结果，在我正式上班前的两个月，既得到一个学习的机会，也赚取了一份收入。老师的关照，令我在徬徨中抓住一点安稳的感觉，一路走来，依然心存感激。
毕业后，因为不受课程的限制，可以更自由地读书。于是，我跟著老师的指示，阅读关于战略研究、战略文化、国际关系和西方军事史的著作，令我的知识与学术视野大为拓宽。从这时开始，我才得以一窥老师的学术殿堂。
老师的遽然离世，也刺激了我决定坚定自己追求学问的决心，特别是希望以老师为榜样，自己也可以走在军事史研究的路上。虽然到北美攻读博士还在数年之后的事，但老师生前的训勉一直常在我心。在美国的这数年间，不论是当研究生或是当教师，一有机会，我总向师友和学生介绍曾瑞龙师的研究。这学期我教授Military Tradition in Imperial China的研讨课，当然可说是老师的遗泽，其中，我还特别让学生研读了上述老师有关阵法的文章，而他的徒孙们也觉得从他的研究中受益不浅。
即使是点点滴滴的琐事，在这篇短文中也只能述及万一。言有尽而意无穷，我对老师的感念之情，未曾一日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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