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拓荒.扎根：武吉巴西永德公冢与地方拓殖史》
众所周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史学潮流，能否做到“预流”（陈寅恪语），是检验史学工作者的有效标准。“地方史”（local history）就是这股史学潮流中的一个。这股潮流来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针对费正清研究中国时所持的“冲击——回应”体系的批判。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这次转向明显受到了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影响，即强调历史研究也应重新界定研究对象的范围，通过细致入微地对基层社会生活复杂图景的复原，从而深化对下层历史的了解。
在近八十年的马华历史研究中，以地方史的角度来书写者甚为少见。华社研究中心郑名烈先生之《拓荒.扎根：武吉巴西永德公冢与地方拓殖史》（华社研究中心，2013年出版，以下简称《武吉巴西》）就是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
该书分五章，第一章介绍永春人与德化人海外迁徙的历史背景与动因；第二章介绍武吉巴西的开拓与地方聚落的形成；第三章介绍永德公冢的创建、管理运作与社会基础；第四章武吉巴西的经济发展与人文社会的变迁；第五章阐述了武吉巴西的移民社群建构与宗族文化。最后是总结。总体来看，该书结构完整，层次清晰，细细阅读，有以下几点感受：
学术立场坚定
首先，作者学术立场坚定，反映在作品中的叙述角度也就相对清楚。从研究者的立场来看，研究对象的“地方史”是有一些差别的。例如，研究马来华社，研究者是欧美学者，或是中国学者，在接触到马来华社时，皆会将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和自己的成长地相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这就很容易归纳总结出马来华社的特殊性。但是由于文化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很多时候并不完全能够理解马来华人的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就存在很多说错话的地方。多数时候看到差异的地方多，而相同的地方则很容易被忽略掉了。所以过分讲求马来华社的特殊性，而忽视与中国大陆华南地区的历史性的关联，很容易就落于简单化、平面化。而《武吉巴西》作者郑名烈，本身祖籍永春，成长于麻坡，属于当地人写当地史，无论在做田野调查，还是历史感的叙述上，都比外来学者有更多的优势。
对于作者来说，会带有更多的情感投入其中，“除了对地方的熟悉度有利于对地方史实的梳理与追溯之外，更重要的我本身对这块土地有著深厚的情感，驱使我去用文字来还原历史面貌的一股使命。”（《武吉巴西》自序）因此这本书不再是用“他者”的眼光来研究，而是以“本者”的视角来叙述，也就给本书的学术品质奠定了良好的保证。
其次，与众多华社的研究论著相比，《武吉巴西》的历史感极强。辩证法有一个重要的论点：事物是发展的、变化的。自然19世纪以来的马来华社不可能一成不变，也是充满著变化和发展。如何在研究叙述中把这些变化细致地描绘出来，就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大重任。《武吉巴西》首先追溯福建永春人和福建人海外迁徙的历史背景和动因，交代了武吉巴西的历史根源，紧接著对武吉巴西华人早期聚落和社群构成做了阐述，而后阐述作为武吉巴西重要的华社组织——永德公冢。将武吉巴西地方历史的线索勾勒地非常清晰，前后连贯，叙述流畅。如今马来西亚没有专门的华文历史学教育，因此作者在厦门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其所受到的历史学的训练，应该是此书得以在学术层面达到一定层次的有力保障。
根本原因探索
再次，历史学的“宏大叙事”，只是一种叙述模式，并不能仅仅认为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而已。它所著重强调的不是研究对象，而是一个全局观或整体观，不仅要看到树木，还要看到森林。无论任何族群、无论任何社会性质，只要有政权存在的场域，在历史学看来，都可以运用这种叙述模式。如果针对中国研究，使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研究范式，抑或是“国家”与“民间”的分析模式，都突出的是国家政权的力量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以及地方社会对国家力量的反弹（比如“令行不止”）。或者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才是常态。
具体到马来华社（包括武吉巴西），虽然19世纪以来长期坚持对中国本土王朝的忠诚，但是毫无疑问，他们直面的统治者是英国殖民政府，更多的时候还包括各地苏丹王朝。在马来亚联邦独立后，他们所直面的国家力量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言而喻，这些类似“国家”层面的势力的政策，比如紧急法令下的新村政策等，对马来华社在20世纪二战后的发展变化影响深远。因此在马来华社的研究中，“秉持底层、群众、小而美的叙事”（《武吉巴西》审查报告）是常态，但是历史学的宏大叙事观也是必不可少的。《武吉巴西》一书坚持了细微之处见宏观的写法，读者不仅能够明了武吉巴西的历史内容，还能够发现其中变化的线索。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作者处理的还是相当成功的。
最后，“地方史”的研究目的不仅在于描述清楚一个“地方”是什么模样，而应著眼于对该“地方”之所以是这个“地方”的根本原因的探索上。通过对该“地方”个案的全方位梳理和考察，最后揭示影响该“地方”社会文化面貌形成的深层次因素，以此形成对“国家”与“社会”（或“民间”）之间博弈的一种基于“地方”的经验。故而《武吉巴西》最重要的一个学术贡献，就是能够确立马来华社研究的一种研究范式。比如作者对武吉巴西华人宗族的建构颇下功力，该研究是否就此可以开创一种海外华人宗族建构的模式？作者梳理武吉巴西的历史脉络，是否可以形成对马来华社发展演变线索的一种的经验认识？相信读者从本书中可以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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