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形容汤湘竹，有很多种方式。他是杜笃之的徒弟，台湾知名的现场收音师，参与过的电影不计其数。他是台湾金钟奖最佳纪录片导演，执导的《回家三部曲》其中之一曾夺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1992年投入电影产业至今，近30年的时间里，不断在地域和工作文化有所差异的地方走动，对他而言，人本无需过于注重肉身，无论身在哪里，只不过是要把工作做好而已。
汤湘竹日前受大马中文影视协会邀请，出席“无障碍电影”记者发布会，他曾无数次访马，光是为工作，就高达八九次。1998年执导的首部纪录片《海有多深》现场放映，片中主角马目诺是他的达悟族好友，来自兰屿。马目诺少年时期离开家乡，到台湾本岛工作，却误入歧途，加入黑帮还染上酗酒恶习，也因此30岁便中风、半身瘫痪。他选择返回大海和族人的怀抱，重新积极面对生活，还盖起了新房子。当时刚好在兰屿进行录音工作的汤湘竹因缘际会与他相识，成了称兄道弟的挚友。
以马目诺的重生为题材，汤湘竹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纪录片《海有多深》，也因为有了这个开端，促成了接下来的《山有多高》、《路有多长》，成为现时我们所见的《回家三部曲》。每个纪录片都有它的单独意义，认识马目诺的那阵子、申请电影辅导金时、把画面拍好开始剪接的阶段，汤湘竹都在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人存在的状态，“我发现世界是往我们的方向走，而不是往他的方向走，不然他可能是打鱼博士。”
世界不只有一个方向
半身不遂的马目诺在海中如一尾鱼自在畅泳，引领著汤湘竹探索海洋。和其他族人一起下海捕鱼时，汤湘竹在旁协助却净帮倒忙，说起这个已在2005年因心脏麻痹过世的朋友，汤湘竹感慨：“在兰屿时，都是他在照顾我，我反而什么都不会。或许换一个方向，马目诺就没有障碍了。也是那时候，我真实感受到，世界不只有一个方向。”
《海有多深》进行剪接时，妻子怀孕，汤湘竹陪同产检，听到强而有力的心跳声排山倒海而来，心里触动不已，即将为人父的他想起在新竹老家的父亲，拨电话回去，却在稍晚得知父亲中风了。“那些年我一直到处跑，父亲中风后我回去，他跟我说想回湖南老家，想修祖坟。刚好我又获得电影辅导金，心里就想除了家庭录影带，还能做什么？”
父亲是当年动乱时期从中国大陆迁徙至台湾的湖南老兵，在台湾被称作外省人。作为外省人的第二代，汤湘竹一直认为自己是台湾人，“那时候的我其实不明白为什么老一辈那么执著要回去，我对那个地方一点感觉都没有，很难称之为故乡。”
回到湖南人事已非，父亲认识的亲人都已成一座座的墓碑，离开前问父亲，是否还想再回去，他说“不了，人都不在了，就不是老家了。”汤湘竹名字里的“湘”指的是湖南，而“竹”则是父亲后来落脚的台湾新竹，里头有父亲的乡愁，也有他生命最初始的地方，“后来我们才明白，一家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有人的地方才是家。”透过刻画儿子的出生、父亲的老去，述说三代人的情感牵绊，《山有多高》在2002年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
欲来马拍摄 “有很多故事可以说”
虽是录音师出身，但汤湘竹喜欢交朋友，他笑说：“如果我一直在幕后对著荧幕，应该很快就中风了”，55岁的他也坦言，年纪大了就越来越明白，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年轻时，感情丰富，去欧洲拍片，交了很多朋友，想到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了，分开时会很难过。”他笑言：“有了年纪，才发现其实可以不必那么难过，把握好当下就已足够，不只是对朋友，对亲人也一样。”
然而，他也直言，50岁之后的人生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现在看到墙还是会想要跳过去，但各方面的环境和年轻时已经很不一样。”他指自己若有天要在台湾以外的地方长期生活，会首选马来西亚，“我这次是阔别两年后再访，你们可能觉得这个国家面对很多问题，但对我来说大马很好，它地方大，族群和信仰多元，若要制作纪录片，有很多故事可以说。台湾全是华人，但它真的有比较好吗？事实上，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问题。”
汤湘竹是个敏锐且特别感性的人，许多我们不以为意的事，在他的眼睛里，成了值得珍惜的画面，“之前有一次去东海岸时，看见穆斯林把草席铺在地上，往同一个方向朝拜，同一个时间，全世界可能有上亿人在做著同样的事，当时我就想了一个剧本。”来马拍摄纪录片是他一直放在心中的事，写好的剧本每年拿出来修改一次，删减或加入新的情绪和想法，“做这个行业，我知道有很多限制，也了解现实，很多事不会水到渠成，但没关系，我就先把它记录下来，将来有机会能拍成，那当然最好。”
为拍电影愿意“笨”
年过半百，很多人都已慢慢从职场上退下，但对创作者而言，没有所谓的巅峰时刻，也没有真正退下来的时候。今年初，他到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参与电影拍摄，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在海拔5000尺，摄氏零下40度的环境里度过，“那种环境已经是到极致，每天花约30分钟著装，戴手套穿袜子，我在团队里年纪第二大，每天要以身作则，鼓励大家保持热情。”他接著说：“和当地人喝酒，他们说我们怎么穿那么多，但我们是每天花5到6小时曝露在外的人，也只有拍电影的人会那么笨，那么冷的天还待在户外。”
参与过无数知名电影的拍摄，如《甜蜜蜜》、《心动》、《夏日的么么茶》、《志明与春娇》、《赛德克巴莱》，汤湘竹从不敢说自己是顶尖的录音师，“只能说我是负责任的录音师，认真做好工作，不乱枪打鸟，但一部电影的完成，不可能只是录音做得好，会有很多障碍，人和人的关系要如何处理，突发状况发生时如何解决。录音师的技术门槛不高，但你要能解决问题。”
为何做录音？
进入电影业，是因为看了侯孝贤导演的《恋恋风尘》，汤湘竹说：“看完电影，有一个念头是：我想进去那个团队。”那时候同步录音刚起步，毕业自国立台湾艺术专科学校戏剧科（现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原先在广告公司当制片的他加入中影股分 公司，第一部参与的电影是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事件》，当时他已追随杜笃之一年。“那个年代，师傅教徒弟，一般只有两种反应，一是不说话，二是骂人。我们也不敢乱问问题，会被骂‘怎么不先自己想，就开口问’，所以你只能打起精神来观察，自己跟著学。”他说，现场收音是买菜，剪接是炒菜。菜炒得好不好取决于菜买得好不好，“在工作的第一线，挫折都是当下的，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份工作，很多事你都不会去计较，只要是能拍出好电影，一切就都值得。”
为何做纪录片？
1985年，台湾《人间》杂志创刊，创刊号的封面选用的是摄影家关晓荣的作品，相中人是俊秀的阿美族少年高昌隆。汤湘竹坦言，自己会拍记录片，很大程度是受到这本杂志的影响，“这是台湾解严时期出现的左派杂志，揭发公害、曝光受迫害的事和群体，我50岁时，杂志再版，整整20几年的跨度啊，我看到时是多么兴奋，觉得自己仿佛重生。于是，我带著高粱酒和杂志去拜访关晓荣，跟他说这是缴学费来了。”《人间》1985年创刊，1989年因财务压力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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