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被遗忘的索罗斯，近期仿佛被“招魂”重回我们的视线范围内。每次他的出现总会与坏事情扯上关系。
1997年的金融风暴，他被视为狙击令吉的大炒家，导致令吉贬值。马哈迪形容他是“蠢蛋”，泰国则称他为“一个吸取人民鲜血的经济战犯”。
索罗斯利用资本主义运作的精髓，从金融市场中赚取许多桶金。另一方面，他也是一名政治行动主义者，使用金钱落实自己对民主政治的信念，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曾任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
他通过开放社会机构（OSI）进行多项资助，宣扬以非暴力方式增进许多国家的民主政治。也因为OSI和其他单位对大马非政府组织的资助，让大马人民之声和《当今大马》莫名中弹，反对党也成为受攻击对象。
索罗斯真的人憎鬼厌或可怕吗？非也。不然马哈迪也不会致函给他，与他见面握手，接受他的解释。
其实比索罗斯更糟糕的事情多得是。也许我们患有健忘症，习惯对坏消息有了免疫力，或者坏消息的出口管道堵塞著，无法曝光。
还记得数年前，当莱士雅丁出任首相署部长时，曾提及多宗由反贪污局（反贪污委员会前身）调查涉及名人的“高调案”；他们都是“大鲨”，而非“小鱼”。
事过境迁，反贪局升级了，交出一些小成绩，但距离人民的期待还有一段距离。
还有某些被指拥有不对称财富的长官，除了等待反贪会的调查之外，人民想获得更多贴近真相的进展，降低最糟糕事情的爆炸率。
每年的贪污印象指数都在提醒著我们，为我们复习贪腐的坏处，也告诉人民肃贪的重要性。对比之下，我们知道自己的位置。肃贪亦是纳吉的7大关键绩效指标领域（NKRA）中的一项。
我们听惯官腔回应，贪污真的比索罗斯更糟糕。偏偏对索罗斯指指点点的人，选择性忽略与回避贪腐课题。这些才是切肤之痛。
人民的政治醒觉，公民意识日渐向外扩散，对政治人物的检视也比以往严苛。不只年轻人和中产阶级，许多经过政治海啸洗礼的人，对身旁糟糕的事情呛声了。
糟糕的东西激发他们参与公民议题的热情和动力。除了贪污的糟糕事情之外，还有许多其他令人泄气的事情不时上演。
庆幸的是社会日渐开放，宽容的环境鼓励公民积极就糟糕事件站出来表态，与当局评理。领导人也察觉到，这是挡不了的大势所趋，强硬的手段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
我们不是糟糕事情的旁观者，也不应该成为糟糕事情的围观者，因为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由我们承担。这也是我们的义务，不能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