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流行一种说法，即国与国之间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或敌人。这种利益外交论确适用中苏与中美关系。
回想1950年代，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向前苏联一边倒，可进入1960年代后，中苏关系迅速恶化，甚而至于打起战来。
1970年代美国采取联华制苏政略，中美关系逐渐好转。这种交好关系也维持到1990年代，甚至是21世纪前10年；可之后，美中关系又呈紧张，特别是进入2020年代后。
美中交好时期，美国还给中国贸易上的最惠国待遇，甚至支持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当时，美国的设想是希望能经由经济贸易的自由化与社会的多元化，逐步引起中国的政治自由化与民主化，是所谓的和平演变论，与此同时，美国也因市场对中国开放大幅降低了物价水平，让美国在1990年代享有长期的低通货膨胀增长。
当时，市场一片荣景，以至于有人提出低通膨增长可永绩的新经济理论。只是好景不常，新经济最终因2008年次贷危机而破产；美国也因救市大发救市资金，而使联邦政府债务大幅上升。
进入2010年代后，美国出现了从亲中到抑中的转变，媒体与学界也出现了许多众声喧哗的声音，如越来越多的评论认为美国联华制苏，特别是对中开放美国市场是美国最大的战略失策；因为，美国是在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制造强劲对手。
据此，许多当初拥抱中国的各界精英也被点名误导了美国领导人，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便常被点明出卖美国利益。许多华尔街精英与高科技公司的领导人如比尔盖茨也被指责是“损美利中”的精英。这些美国精英加速了中国的崛起。与此同时，也加速了美国的衰落。这类从亲中到抑中，甚至是反中的言论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后，更是甚嚣尘上。
美中产阶级萎缩
之所以，也与美国中产阶级萎缩与产业空洞化相关。这些人认为美国自1980年代以来，所引领的全球化是导致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长期化与中产阶级萎缩的祸首。这些抑中或反中论者也认为，克林顿时期的意图民主化中国的意图是天真的，特朗普本人则对民主化、自由化等不以为然。他本还蛮欣赏威权主义强人。
这种态度也透露出美国人，甚至美国精英中也有不少只讲现实利益，不论高尚理想的现实主义者。西方主流媒体与学界虽然爱高唱民主与人权，可现实中也有不少人认为这些“政治正确”是自欺欺人之谈，特朗普与其智囊团便公然举起美国利益第一的旗帜。
就美国中产阶级萎缩与产业空洞化（特别是制造业）则是个复杂的现象，而不仅仅是全球化所导致，如技术进步特别是节省人力资本的技术进步也是主因。近年来日益多的评论人认为，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AI）快速发展是冲击就业的最大因素，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发出警告说，AI会消灭许多就业机会。
深层地看，19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是重要起因。这种强调凡事应市场化，商业化，效率化的意识形态也深层地影响了许多国家的领导层。在美国则导致民主党与共和党皆漠视劳动阶级。不仅是美国，连号称社会民主或民主社会主义的西北欧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这股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如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便是“形左实右”新市场与新资本家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的特朗普本人也是位新资本家的代表性人物，如其减税政策便明显是亲富人的政策。
因此，说中国的崛起是以牺牲美国的利益为基础也是言过其实。中国国内也有不少评论人说，中国过去30多年来高速增长，是种低人权的悲惨的增长。换言之，中国的劳动阶级也是新自由主义的受害者，那谁是最终的赢家？答案是跨国公司，特别是美国的科技公司如萍果、微软、亚马逊、沃尔玛等。他们才是终极赢家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以致近年来西方评论界日益关注贫富两极化的极化现象，连世界精英论坛达沃斯也说，贫富两极化是个严重的全球性挑战。
媒体追棒超级富豪
耐人深思的是，尽管收入与财富差距日趋明显，可全球范围内并没有真正掀起反1％或0.1％超级富豪的风潮。这些超级富豪反而是许多媒体追棒的明星。特朗普本人便是美国前50大富豪之一。他口口声声说美国第一，可骨子里却是超级富豪第一。讽刺的是，不少美国人包括白人劳动阶级则以为特朗普是他们利益的代言人。
为何会如此，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其主因之一在于主流媒体的终极老阁皆是大资本家。所谓言论自由主要便是宣传他们所信奉的那一套。说白了就是市场说了算，而操控市场主流言论的便是这些幕后老阁。市场上主流媒体不但不会批评他们反而巧好地把他们塑造为企业英雄。
至于政治人物，由于美国形式上虽是民主政体，骨子里实为财主政体。没有这些财主的金援，候选人那来竞选资金？美国这个国家背后还有一个由超级富豪操纵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这才是民主的实相，也难怪越来越多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越来越讨厌政治，也不相信政治人物与国家机关。有人甚至说，美国是个1/4民主国家，因为投票率通常在50％上下，而胜选者通常也只赢得一半的选票，故名25％民主，这就是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