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是马来亚历史的一个关键年。是年海峡殖民地总督克拉克利用霹雳州两帮华人私会党（海山和义兴），因锡矿开采权益纠纷，械斗多年仍未停战恢复正常生产，影响了英国海外贸易利益而进行干预。克拉克邀请了霹雳苏丹和两派私会党领袖，在英国军舰上签署了一项调解邦咯岛协议。协议规定霹雳苏丹必须接受一名英国参政司，除了关于宗教和马来习俗之外，一切政务须由参政司裁决。
从此英殖民者的触角，由三个海峡殖民地的海港经济，逐渐深入马来半岛腹地的资源开采领域。1874年离苏伊士运河开通刚过6年，恰好时值英国工业体系进一步升级，国际市场的扩充以及对海外原材料需求的增加，配合了英国从海港经济发展到腹地资源开发的时机。英国人从邦咯岛事件更深一层认识马来亚华人移民及其文化，知道他们的价值观是以家庭和宗族为中心，只知勤奋工作，缺乏国家意识或对宏观政治冷感，对任何掌控统治权的政府的依赖性不强，但都基本愿意遵守既定法律。他们满足于宗乡团体所赋予的互助机制，对政府政策适应力极强。
这样的移民劳动力，英国殖民者是挺放心的，把华人定位于移民性质，是希望这片被殖民的土地，将永远不会走向独立，任由英国控制盘剥。从1880年代到1930年代的60年间，英殖民者便从中国广东和福建两省移入大批移民，投入稻米种植以外的各种经济活动，为英国工业国际市场化作出诸多贡献。
于此我必须解释为何殖民者不要华人移民进入稻米种植行业。以当时经济回收核算，稻米种植几乎跟工业上下游经济活动没多大联系，增值率极低。它仅是维系家庭生存的最低级生活手段。泰国和缅甸当时盛产稻米，从那里输入廉价的稻米，将移民投入较高增值的经济作物和矿产开发，对殖民经济开发追求的利润就更丰厚。的确，英国殖民马来亚和香港，均是全球获利较多的。另一个较次要的因素，就是不要移民跟马来传统稻农竞争，使后者长期捆绑在小农耕作上。
来了大批华人移民，殖民者设立了华民护卫司（Chinese Protectorate），专门处理华民事务。对华民的管理方针，殖民者的重点是引导经济开发，但对华社各社群之间的私会党组织与地盘争夺采取的是较“自由放任”的政策，不到非不得已，绝少干预。这不但节省了警力行政开销，也让华民间的私斗消耗了华社民间“领袖”的精力，对殖民者有利。
二战后华人问题
二战期间日军侵占马来亚三年八个月。日本南侵成了英殖民马来亚的转捩点。一方面，在日治期间，日本屠杀支持中国对日抗战的华人。另一方面，日本也策动马来民族主义运动，作为仇英亲日筹码，并分化华巫关系。二战结束后英军重新占领马来亚，但此时的马来亚已今非昔比。大战后筋疲力尽凋敝的英国，已无能力掌控先前帝国的疆土。伴随著各地兴起的民族主义和独立运动，英国已准备安排亲英派接班人，移交政权。但对于英国殖民有功并且是主要纳税人的华人，又该如何处置呢？
1955年，临走前的英殖民者已成功筹办一场民主选举，投票率高达82.8%，选出了52名由巫统占多数的马来亚联合邦立法议员。同年初，华民律政司出台了一份报告，题为“The Chinese Problem in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马来亚联合邦的华人问题）。从英殖民者的利益视角，报告分析了华人对本土政治的消极性，但却深受中国国内的两派政治的影响，显然对独立的到来准备严重不足。这意味著临去秋波的英殖民者想靠华人维护自身利益是希望渺茫的。
英殖民者意识到华人在政治上分成三派，其中无政治意识属顺民、以侨民自居者占绝大多数，亲国民党者为数不多也可说是过度性质，而第三派亲马共者更少。对于马共，虽说其成员绝大多数为华人，英殖民者认为它的社会基础和配备薄弱，决定以武力镇压。自从1948年马共走进森林打反英游击战之后，马共的粮食供应靠的是森林周边的华人支援。为了切断民间供应线，于是有了“新村计划”，终于把马共主力驱赶到马泰边界的森林地带，1960年结束了“紧急状态”。
从英殖民者经营马来亚殖民地的过程看，对华人问题始终十分重视。首先，华人是殖民开拓经济的先驱，给殖民者带来丰厚的商业利益。有鉴于此，英国引进了大批中国移民，而这些移民及其后代在英殖民期间绝大部分始终以移民自居，紧抱中国传统大一统思维，这符合了殖民者的利益。
但二战后国际形势急转，殖民地独立浪潮风起云涌，英殖民者又想华人能在马来民族主义波澜中积极参与其中，协助维护他们后殖民的利益，但已为时过晚，因为华人普遍上不能在一夜间扭转移民心态，改变他们“心向祖国的赤子之心”。就这样，华人从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殖民地时代，发展到今天马来种族主义分子肆虐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