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多年来西方政治学界流行讨论民主倒退的课题。一向以来民主倒退主要发生在所谓的第三世界，如1950年代许多新兴独立国均跟随其前宗主国，走上选举民主的路向，只是进入1960年代后期，便有许多新兴民主国倒退回传统的威权政体。有学者称这现象为民主破落。
在1990年代，由于前苏联解体与东欧国家变天，又出现了另一波民主潮。在这时期许多学者认为西方自由民主与自由市场体制已成了全球唯一的政治经济选项。全球从此会自由民主化与自由市场化。历史的演变到此终结，世界将进入和平稳定繁荣的美好世界。这显然是一种一时的因势立论。
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自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与欧洲发生债务危机后。学界的论调又起了变化。首先是自由民主政体这自由市场体制的优越性受到质疑；其次是西方发达民主国对自己的自信心大幅下跌；再其次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再唯西方是从，也不认为西方那一套是放之四海皆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让人联想到另一种模式也是可能的。
说起来，由于西方一贯咄咄逼人，好为人师已或多或少引起许多新兴国的反感，而重新反思本国文化传统的利弊与改造。此点可从土耳其的再伊斯兰化中窥知；实则，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也有再俄罗斯化，如重振东正教与传统俄罗斯思想中一窥究竟；已搞了几十年民主政治与世俗化的印度，也出现了兴都化浪潮，使打著建立兴都国人民党强势执政中央。
就中国而言，本来自1978年搞改革开放以来便对来自西方的和平演变攻势采取守势，可这十多年来则反守为攻，抨击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化是在搞破坏发展中国家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是种居心叵测，有迹可寻的举一动。
首先是，自1980年代起主要的西方国家，在思想与公共政策上出现了大转向，特别是英美两国的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思潮与政策的大行其道，以致不少人认为，自1950-70年代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已死。其证明之一便是，社会经济日趋不平等，而且公共政策日愈受到市场的支配，变得亲资本家不亲民。
更令人深思的是，这个逆转并未在西方民主国引起太大的反弹，也就是对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容忍力日益趋高趋强，如许多西方民国均在淡化福利政策，甚至搞减税竞赛。减税当然减的是富人税与公司税而不是穷人税与各类居民税。
之所以起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只是从意识形态角度看，是右翼保守主义日趋强劲，这种保守主义思想在骨子里是精英主义与反大众民主或参与民主的，也就是说，要限制民主的扩张。讽刺的是，西方国家一方面高喊要自由化与民主化全世界，可本国却实际上是搞精英主义，而不是民主化。
当代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特色就是，政治人物受制于大型特殊利益集团，甚而致于有人认为当代美国是个实行企业福利假民主真财主的财阀体制（plutocracy）。
更耐人深思的是，西方民主传统上的阶层政治已逐渐向族基政治转型。也就是说，左派对右派，或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或劳工对资本的政治格局已日趋淡化，反而是以宗教、族群、种族、文化语言等的作用日趋强劲。其具体表现之一便是反移民与反外情结的高涨。
一向以来，西方政治学者多认为族基政治是落后国家“标记”，是一种落后的部落主义。落后国家应向发达民主国家看齐，从部族政治转向公民政治，塑造超越部落的公民国家。反讽的是，发达自由民主国本身竟然也从公民国家倒退回部族主义国家。
英国在2016年公投退出欧盟，以及特朗并当选美国总统显示，部落主义已成气候。连一向偏重阶级政治的法国，也出现了强劲的反移民反欧盟风潮。显见，当民主碰上安全时，安全才是更重要的优先项目。只有安全已获得保障的条件下，民主才能实现其潜能。
族基政治可以冲淡阶基政治，这是政治经济学界的共识；其作用也是多方面的，从资产阶级的角度看，其可缓和劳资冲突，转移针对资本主义的攻击。只是从国民凝聚力的角度看，则可能进一步撕裂社会，使政治趋向两极化。大马、美国、印度、斯里兰卡、缅甸等便是实例。
除了阶基政治的淡化与族基政治的崛起外，西方民主国政治也在这30年来兴起了重视生态环保的新兴政治，如绿党生态环保政治可以说是一种跨阶级、族群、国界、宗教的全球本位政治。这类新兴政治若能全面发展自然有助于促进全人类是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只是整体上言，这类政治在发展中国家较缺乏市场。
毕竟，对发展中国家言，发展才是硬道理。发达国已实现了脱贫目标，可发展中国家依然又活在贫困中，对发展中国家言，经济增长依然是重要目标。因此，放慢发展与增长并不是他们现阶段的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