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元族群、教群或语群的国家，如何使不同群体间能够产生体戚与共，共存共荣的一体感，是个备受考验的挑战。
传统的做法是，统治精英集团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如国籍法，归化法，公务员雇用法，兵役制，国家操控的传播工具，特别是教育与语文政策来实现这个愿望。这些多样的手段可称为国族建构的工具。其目的是要把各文化意义的族群转化为政治意义的国族，也就是一个国家、一种民族、一种文化、一种语文的国族国家，是一种民族与国家合为一体的国与族合一的国家。
这种手段是18与19世纪各主要西方国家所采取的方法。幸或不幸二次战后纷纷独立的许多新兴的多元族群、教群、语群国也有样学样采用这一手法。只是，世异则事异，18与19世纪通用于西方主要国家的手法未必适用于20世纪，因为20世纪也是第三世界诸国政治觉醒的时代。
一国内的多元族群均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保存与发扬各自特性的必要性，且这个觉醒又常与现实资源分配或竞争相关。这就使传统国族国家的手法变得备受争议。
比方说，许多新兴国在争取政治独立的去殖民化斗争中，常使用争取民主与民族自觉与独立的口号。这个争取民主与民族独立的斗争口号，也确产生极大的群众动员力量，终而争取到独立自主，可随后的问题是，如何塑造国族国家？
通常做为是，复制18与19世纪的西方做法，用多样的国族建构工具来企图实现新的国与族合一的国族国家，可已觉醒的多元族群、教群与语族之间，已难达成国族建构的共识，而是各持己见，各不相让，各有所坚持。
在这种情况下，占人口多数的主要群体，若也掌控了主要的国家资源与国家机关，特别是军警人员，便有可能要用软硬兼使的手段来强制各少数群体放弃自己的特征与个性，融化入多数群体中，如泰国、缅甸和大马。实则，多数的新兴多元族群国均采用这一手段，其后果通常是内争，内乱甚至内战不止，如缅甸。这里也突出民主与民族主义的悖论（两面性）。
民族自主自决可说符合民主的内涵，可问题是，谁的民主，谁的自主自决？若按照民主的服从多数尊重少数的基本，应该是多数说了算（即多数原则），可多数决或多数统治又常与尊重少数发生冲突，即如果少数群体不愿意被同化入一个主流群体的话，这个矛盾如何处理？少数群体有没有权力与权利退出这个政治实体自行组成自己的国族国家？
缅甸、菲律宾、印尼、泰国等都不同程度地面对这个挑战。这也是许多国家包括发达民主国如英国、西班牙等面对的挑战。在发展中国家这个矛盾常诉诸武力，如1960年代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尼日利亚便因此发生内战死伤上百万人。
通常情况下，若少数群体是新近移民的话，新近移民若人口少与分散而居会较易被化入主流群体中。只是，若相对少数的群体是世代聚居于一国之内，他们就会有不同的自主性要求，要么分离自主，要么与主流群体组成民族联邦，如印度、加拿大、俄罗斯、比利时、西班牙、南非等。
就大马言，东西马之间也可说是民族联邦制，若少数群体与主流群体混居而非各自聚族而居于不同地区如西马的巫华印族，那又应如何处理？
一个方法是走协同体制，如一种权力分享制，如荷兰、比利时、奥地利与瑞士等均曾在不同时期采用过这一分权模式。可以说，这是种在性质上反多数决的模式。也就是不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走和而不同的共识原则。这里的重点是共识而不是民主的多数决，也有人称之为共识性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而不是多数决民主（Majoritarian democracy）。
其重点在于让相对少数群体享有安全感，其方法是让相对少数拥有合理的，甚至超额的政治代表与享有否决权，也就是若多数群体不尊重少数可使用否决权，否决掉多数的议决。
当然，这种制度安排的可能后果之一是，常出现僵局。这是个安全对民主（多数决）的矛盾。是否真会如此，就取决于执政精英与普罗大众的文化水平了。
这里涉及了一个公民学或公民教育的课题，特别是公德心、公益心、自然公正感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它要求公民不但要有教育也要有教养，有文凭也要有文化，有学历也要有学力。其核心则是公民要从公民身份为团结的纽带，而这个公民身份也是一种资格，即不仅仅是法律上的公民或享有平等无差别权利与义务的公民，也要求公民要有更高层次的道德品质，特别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同理心与共感心。
有道是“相爱容易相处难”，不同族群要和平共处甚至做到把不同文化宗教信仰与语文的群体视为一家人，更是不易。尽管如此，即然事实上彼此已是长期混居共处，就不得不在这现实基础上寻找共存共荣的双赢策略与思路。只有改变思路，从一个国家，一种国族，一种语文，一种文化的思路转向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多元文化主义路线，才是出路。唯我独尊心态只会致成无谓的双输与内耗内斗内争。
自1970年代以来，多元文化主义与政策已成了趋势。这里的多元文化主义与政策不仅仅指包括各种多元多祥的文化，也包括平等对待各类弱势群体如少数族群、女性、残疾人、同一族群中的弱势群体与低端收入群体。
伸言之，这是个跨文化跨族群理念，是建立在基本人权与人类自然公正感基础上主义与政策。可以说，它是人道主义与一国国民道德进步程度的指标。其的成功与否也取决于多种政经文教面的因素。其中公民教育是其价值与思想基础。因为没有基本的国民共识，就难有可行之久远合乎多元族群国的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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