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的角度看，佛教要立足于中国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本土化（中国化）。实则，中国的回族（信仰伊斯兰的汉人穆斯林）也是把伊斯兰与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结合，以适合中国的现实，也有称之为“附儒现象”。
中国的佛教也谈孝，如目连救母，甚至佛化的孝经及把佛教的五戒与中国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对应起来，如仁对应不杀生；义对应不偷不抢；礼对应不邪淫；智对应不饮酒；信对应不妄语。总而言之，自宋朝以来，中国的文人中有许多是认同三教同源说的，民众就更不用说了。
进而言之，佛教能在中国生根发展也与这个本土化取向息息相关。反观基督教本在17世纪便在中国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甚至得到皇帝的容纳，可却因罗马教廷要禁止教徒敬天祭祖祭孔等而在1717年被禁止在中国传教，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才被迫取消禁教。对中国与基督教言，是个双输的结局。
一直到1930年代罗马教廷才允许教徒也实践中国礼俗（这个争议被称为礼仪之争），就大马华族而言，一贯以来基督教徒并不多，如在1970年仅有3.5％是基督教徒，可到了2020年已升到9.5％，到了2010年更进一步升到11％，升速颇为可观。在新加坡，这个升速更快。
大马华族中，沙巴与砂拉越的华族有比西马更高的基督教徒占比，这自有其历史因由，如黄乃棠便是位新教徒，故砂拉越的基督教徒中也以新教徒居多。
就佛教信仰言，大马华族的佛教信仰较倾向观音信仰，而不是讲大道理的佛教信仰。许多传统的主要寺庙如青云亭或巴生的观音亭均以观音为主神或配以其他具有实用功能的神如妈祖。这应与华族先辈南渡的高风险有关。
华人信仰多元复杂
毕竟18与19世纪初，远渡南洋具有颇高风险且死亡率颇高。在这种情况下，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与妈祖就自然成了民众祭拜的选择对象。当然，观世音会成为民众最普遍的信仰对象还有其他原因，如求子愿望。不少观音信仰者也在初一与十五吃素或平时不吃牛肉，以示信仰之诚。只是，印度佛教与南传佛教并不禁止吃肉，实则佛祖本身也吃肉。
吃素本是印度僧侣阶层的习俗，而非佛教的教规。中国佛教徒也是在6世纪后因为皇帝颁布命令禁止僧侣吃肉喝酒才在中国逐渐形成一个惯例。
总而言之，多数大马华族的信仰是多元复杂的，不能简单地把多数华族归类为佛教徒或道教徒。因此，人口调查中的资料只能说“仅供参考”。若要硬说多数华族是佛教徒，顶多也只能说是连字号佛教徒，即既信佛教也信其他多种多样的神。真正名符其实知行合一的佛教徒仅是少数而不是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