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可说突飞猛进，在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便高达6兆美元，超越日本的3.7兆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收入也从1978年的280美元升到2020年的1万多美元，世界排名第63（大马则是第64）。
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中国还有可能在2028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这是以美元汇率计算的GDP，若以购买力（PPP）计算，早在2014年时，经济总量便已超越美国。
按照经济学人的购买力针算，在2017年，中国GDP是约23兆美元，超过美国的约20兆美元，崛起之快确是令侧目。
只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毕竟是有时限的而不是无限的；中国能连续高速增长30多年，已是够持久。反观大马高速增长期也只有约10年（1987-1996）。进入2012年，中国的增速已放缓至8％以下，2015年更跌到7％以下。这个变化被称为新常态。大马则是在1998年后便进入从高速转入中速的新常态，即年均增长率为约4.5％。2019年也仅有4.3％的增长率。
中国与大马一样均已进入中高收入国的阶段，经济增速放缓并不意外。可以说，这是个趋势性而不是周期性变化，因为放眼世界高收入国的年均增长率都不高，只有特定的或两个年度才会出现难以持续的4％以上的年均增长。
主因在于，越点已高潜能已大体上被挖尽。只有出现进一步的大规模转型，或出现有广泛带动作用的科技创新才有可能出现突破。只是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增长放缓是结构性问题
就中国、大马、泰国这类中高收入国言，增长放缓不仅是趋势性的也是结构性的，也就是说，是个经济结构失衡或没能充份优化的问题。如过去的增长动力过度依靠出口与投资而不是消费（内需）。此外，从供给面言，增长缺乏效率与创新也是个重要原因。
有鉴于此，近年来中国提出了供给面结构改革及三去一降一补的路线。所谓的三去一降一补，是指去过剩的产能，库存（特别是房地产如鬼城），去杠杆（减债），降企业成本与补短板。短板是指短处。
中国的短板在于有些关键产品得依赖进口，补短板就是说要以国产取代进口，以提高经济安全，如晶片。另一个短板具是创新不足。由于中国市场规模庞大且已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与起点，要补短板是可能的，关键在于所需时间的长短。在这个讲究速度的时代，补短若太慢就可能压制进一步的增长。
当前，中国的对策是，从供给面著手。所谓供给面改革本是198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改革思路。在1970年代发达国普遍面对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普存的停滞性通膨（Stagflation）。不同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的对策，其中一个对策是供给面改革。
这是与二次战后1960年流行的需求面改革不同的思路与进路。
需求面改革著重于国民经济的总体需求，也就是政府得在不景气时，扩大财政支出或减税，或扩大支出加减税，再增加货币给量，加减息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多管齐下的提振经济。
美国的供给面改革则侧重减税希望政府减税能刺激工作人口更积极工作或企业更积极投资业。其背景是供给学派认为高个人与公司所得税会钝化从个人的工作伦理与企业的积极性。毕竟，税率过高或多或少会打击士气。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则不同。虽然，中国也力图减低企业的成本，如在2016年把社会保险的缴纳额从45％减至40％，以降低企业的成本；惟更重要的是优化结构，特别是生产面的效率提高与创新。其中，也包括人力资本的优化，使尽可能多的劳动者具有与时并进与市场需要的实用知识与技能。
毕竟，人才是根本，有足够适用的人才，才可能有企业效率提高与创新，使经济增长从粗放型转为集约型，也就是更著重效率驱动或创新驱动的增长，而不是单纯的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电力、土地等。约言之，就是从量变到质变，只有质变才能提高生产力与收入水平。光是靠投入大量资源驱动增长虽可扩大经济总量，却无法提高生产力与收入水平。
伸言之，增长不能再仅仅靠单纯投入，而必须著重投入的素质与考虑及生态环保因素。早期可以依靠高耗能、高污染、低工资、低地价来推动增长，在进入中高收入国阶段后，就不能再靠过去的那一套做法，而必须著重质的飞跃。进而言之，世界上还有许多落后国能提供不计代价的增长，如低人权的雇用条件，先污染后处理的发展路线等。
中国、大马等国已不宜再依靠这一过时的做法，更何况中国在2015年已失去人口红利；大马更在1990年代便已出现人力短缺现象，而必须依赖进口大量廉价外劳来维持低工资竞争力。在这种日趋激烈的招商引资竞争下，中高收入国如大马与中国若不能转换增长方式，便只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后果便可能是社会政治动荡日趋普遍，泰国。毕竟这个是盛行比较的期望高涨时代，特别是在民主化激进期，若不能适时适度满足这个高涨期望，政权便会动摇。
当然，政客也可选手用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后果的民粹方式来迎合高涨的期望；只是这也可能引发反弹或祸留子孙。泰国便是一个现成实例，大马也可能面对同样的挑战。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改革能取得多少成就当有待观察。整体上言，近年来中国实体经济投资增长较有限，不少资金均离开实体经济，进入投机性的金钱游戏或股市与房地产。此外，也出现了境外投资热境内投资相对冷或国有企业投资热，民营企业投资相对冷的现象。
这是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大马也出现类似现象，如何开发更多的正当投资机会，也成了能否成功转型的考验。
招商引资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的专利
实则，自2012年以来中国的对外投资日趋活跃，在2015年中国的对外投资额已超越了外来直接投资。对大马言，如何吸引有素质的中资也是个不可忽略的招商引资活动。今年连发达国美国也要搞招商引资，甚至不少州还愿意补贴外资在本州投资。
显见，招商引资及优惠外资已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的专利。有鉴于此，国家的作用也下日趋重要，单靠市场已不足成事。在这样一个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如何突围已成了重大考验。
就中国而言，由于发达国特别是美国对中搞贸易战，中国也不得不改变增长出口带动增长的模式，而转向靠内需及把内需与外需给合起来的双循环增长方式。
中国的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目前为约54％，尚可上升到70多％，因此靠消费驱动增长还有颇多空间，且城镇化也可加速城乡一体化与带来新的增长动力。
据此而论，未来十年中国依然有可能维持较高中速增长率。只是随著人口老化，未来中国的增速也应会与现阶段的发达国一样，从中速进低于3％的低速，这是可以预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