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几天内，马来西亚将迎来第9任首相宣誓就职，紧接著的几天或几周，一个全新的内阁也将宣誓就职。他们将迎来一个政治蜜月期，因为到时新冠疫情将消退；这是鉴于我们在世界排名靠前的疫苗接种率和已感染的人数，消退是必然的。
之后，新政府将开始像往常一样管理马来西亚的事务。他们能否证明与过去的政府有实质的不同吗？或者他们会不会像以往一样让人民感到沮丧？
如果是这样，马来西亚人只能期望来临的第15届大选，并希望它能为我们带来所迫切需要的好政府。但是，鉴于选举制度基本没变（即使可能增加了18至20岁的年轻选民），这种可能性有多大？我们注定原地踏步吗？
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中，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联盟能够拥有稳定的多数来执政。当政治的协议不是依据政策，而是榴梿（已成了现金代名词）和官位来决定；当首相有如此强大权力，首相就可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利；当好人进入政治，为了能继续“生存”而变质；当改革被贴上种族标签，以阻止改革步伐；我们没有经济，只有“政治经济”；每个企业似乎都依赖政府获得执照、准证、合同、制定有利法规或所有权规则，或者官联公司恩惠；但我们都知道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是驱动成功关键，可是我国最优秀人才却想到海外工作。疫情让我们发现我们的社会安全网如此匮乏。
我们需要的是国家重置，对我们的民主、制度和社会经济进行全面改革。这不是第一次。1969年5月13日，当我们从英国继承的国会体制在第3届大选中崩溃时，我们就曾这样做。当时，我国的领导人意识到英国人留下的体制，并不适用于我们的多元文化和拥有独特历史和结构的社会。由67名学者、专家和各族领袖组成的国家咨询理事会（NCC），进行了讨论及族群利益的权衡后，制定了一个新制度，即马来西亚2.0。
在马来西亚2.0下，诞生了新经济政策、新煽动法令、国家原则和联盟政府（国阵），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改革，以使政治稳定，并加速社会融合的经济基础。当年这些倡议者相信这个体制会起作用，但他们也知道这不会是永远不变的；其必须与时俱进，甚至可能需要再次改革。因此，新经济政策设定了20年的时限。
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确实带来了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减贫和族群间财富平衡，但也带来了腐败、族群关系紧张和权力集中等负面影响。1990年，新经济政策更名并延长，但政策内容基本保持不变。其持续的时间越长，负面的影响远大于原先的目标。事实上，这政策对“改变”有了免疫——从阿都拉、纳吉以及马哈迪第二次执政时，一开始都承诺进行实质性改革，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因既得利益者和政党为赢得选举下的阻力而失败。
我们并不是唯一对政治和政客感到沮丧的。在这个世界各地许多选民越来越对代议制民主失望的时代，许多人正在转向“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公民、知识分子和族群领导人将建立新的辩论平台，以探讨国会里无法处理的长期系统性问题。
然后，这些平台得出的方案，将提交给国会或成为人民公投的建议。现在已有许多“协商民主”下的成功例子，例如爱尔兰公民代表大会（Ireland’s Citizens Assembly）最终解决了有争议的堕胎问题，西班牙的马德里和比利时东部的Ostbeljien也有过类似的例子。在许多方面，我们当年设立国家咨询理事会，是领先于时代的，因此我们可以自豪地回顾过去领袖们的创新，以找到通往未来更好的道路。
物换星移，我们不需完全复制1970年所做的一切。当时一切都由担任国家行动理事会主席的敦拉萨来主导。今天，我们需要一个更具协商、包容和更少精英主义的过程。我们应该将这议程纳入一个全新的理事会，我称之为“更好的马来西亚议会”（Better Malaysia Assembly，简称BMA）。
为了强调其重要性和使命，其应在统治者理事会的主持下成立，并指示其建议应提交国会和／或全民公决。议会的组成应经过一个程序，每位当选人应由国会、行政部门和民间社会提名。理想情况下，每位当选人都应该必须是一位能让马来西亚人都能够信任的人。然后最终名单应获得政府和反对党领导人同意；一旦有任何分歧，统治者理事会应是最终裁决。
更好的马来西亚
“更好的马来西亚议会”（BMA）不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但这是一个长远的计划。BMA最需要关注的是体制的问题。这意味著首先要重申（或以其他方式）国家的定义——政治制度和治理方式，以及涵盖语言、扶贫行动和教育的社会契约。扶贫行动和教育系统等根本性变革可能有时间框架。根据这些定义和时间框架，随后将制定机构、立法和政策改革，这涉及选举制度、政治资金、根除腐败、联邦与州关系、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等。
2019年，当我在牛津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布拉瓦特尼克学院（Blavatnik School of Government）研究国家重置主题时，经常有人告诉我重置只有在出现严重危机时才会发生。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等到危机到来，因为延长一个失败的体制成本太高了：马来西亚不是一个失败的国家，而是一个衰落的国家。
回国后，我与国大的阿尼尤沙（Anis Yusal）博士合作，采访了来自马来西亚各阶层的200多人，以了解国家的问题，并得出结论：我们需要国家重置。讽刺的是，在我们完成这项计划后不久，马来西亚就陷入了新冠疫情的泥潭中，这疫情不只比513事件夺去了更多的生命，更引爆严重的危机，暴露了我们体制的深层缺陷。
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首相和政府，第四个会更好吗？也许吧，但新首相是否足以扭转、改变这个国家令人担忧的下滑趋势？我觉得，并不能。
这就是为何我提议，除了任命新的首相和内阁外，国家元首和统治者理事会发起设立BMA，以开始国家重置进程：马来西亚人应该并且可以拥有更好的马来西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