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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持续在全世界延烧，许多国家都采取了程度不等的“封锁”。但近来一些国家基于经济压力，加上疫情出现了拐点，开始逐步进行解封。我国的行动管制令措施实行了近两个月，如今改成了有条件行管令，工作领域和行动范围大幅开放，但有些“封锁”并未随之解开。
所有人毫无例外受到疫情影响，但影响的形式和程度却有云泥之别。在行动管制令下，有的人可在自家的宽阔泳池里徜徉，有的人却是一家大小挤在密闭房间里。在这场疫情中，劳工阶级（尤其是日薪工人）以及贫困家庭首当其冲。他们往往承担社会中与生活基本需求最相关的工作，却被迫承担更大的风险。例如，许多渔民就在这期间面对无法出海捕鱼的困境，他们本身的生计和本地的食物供应链皆受影响。另外，同样是在前线服务，医院清洁工人理应获得的工作安全防护装备却不受重视。
社会阶层差距
统计显示，今年三月失业率创下十年来的最高纪录。企业为了维持营运而裁员或减薪，使得低收入者陷入更贫穷的境况，以致许多非政府组织和志工化身为临时救济团体，奔波集资以发放粮食给穷困群体，但这种补丁方式的做法其实无法持续多久。一些小商人也受到冲击，却无法获得政府提供的津贴辅助。
疫情导致百业萧条固然是全球趋势，但政府仍需检讨其纾困计划是否优先让缺衣少食者获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并适时作出相应调整，以及尽快拟定长远的结构性规划，减少贫穷问题并正视贫富悬殊的差距。
讽刺的是，许多政治人物在这段期间提供所谓的援助给其选区居民时，争相在赠品印上自己的肖像和党徽。他们占尽公家资源或从公众筹募捐款，竟趁人民急难之时，不知廉耻地为私己利益作政治宣传。这种欺世盗名、假公益真行销的政治文化，必须受到谴责与鄙弃。
国籍筑起的高墙
病毒不歧视人——高官显要和平民百姓都有可能被感染。可是，人们常误信国籍是判断染病与否的“界限”，往往把移工和难民当作疫情的代罪羔羊，认为他们必须被严密地隔离甚至驱逐，对于他们所受到的非人待遇也无动于衷。
事实上，受到病毒感染的不只是移工和难民，我国国民就占了接近90%，但前者当前的状况特别需要受到关注。由于他们多数身处恶劣环境（拥挤的宿舍、营养不良的膳食、糟糕的卫生条件、工作场所的防疫措施不足），加上外在因素（对于医疗费用的担忧、执法人员无理对付造成恐惧而藏匿），的确有可能导致感染人数上升。倘若忽略背后种种亟需解决的因素，而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刻板印象，非公民导致疫情加剧的局部现象就会跟仇外主义一拍即合，使情况雪上加霜。
移工在抗疫期间容易沦为执法人员滥权刁难的对象，即使持有合法证件的移工也在行管令期间受到不合理的逮捕和判刑。移工群体出现确诊簇群而成为卫生部筛查的对象，政府应该在非常时刻提出特赦并鼓励移工接受检测和医疗防护，而非进行大规模逮捕。这种做法只会让移工集体落荒而逃，令追踪病例和防疫工作面对障碍和挫折。
在空调办公室里的中产阶级眼中，本地的难民向来是隐形的，但他们绝大多数无法获得工作准证同时必须冒险从事吃力的工作以获取微薄薪金，协助支撑经济基础。然而，他们在疫情肆虐时却成为了集体仇恨的显眼靶心，仿佛只要难民不存在，国家就会好。难民在疫情期间处境堪怜，却还得面对非人道对待和苛责，甚至发生男孩遭警方无理逮捕和延扣的事件
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一旦遭受排除，其后果和引发的一连串问题很快就显而易见。吉隆坡就有市场商贩因人手短缺而无法营业，不得已公开呼吁当局允许聘用无证移工。我们必须意识到，包括移工与难民在内的弱势群体，唯有获得适当的医疗照护和社会保障，疫情传播才可真正得到遏制，社会运作（包括粮食供应和劳动市场）也才会渐渐恢复。疫情中的隔离是基于医疗考量，按病症和健康状况被迫进行的临时措施，我们不应再给社会加诸不必要的、按国籍和肤色所筑起的隐形围墙。
就在民生问题一箩筐，社会隔阂加深之际，各政党又蠢蠢欲动再度进行权斗，我们应当提醒意欲执政者，民意代表特别是在疫情灾难之际应以民为先，让“寒者得衣，饥者得食，冤者得理，劳者得息”。疫情趋于缓和以及经济活动的需求会使国家的封锁政策一步一步解开，但社会阶层的差距以及歧视和排外主义那些隐形却致命的封锁，唯有人人觉醒才能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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