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就看完《大清帝国与中华的混迷：现代东亚如何处理内亚帝国的遗产》，深有启发。
《大清帝国与中华的混迷》是东京大学教授平野聪（专长为亚洲外交与政治史）在2007年的作品，在2018年再度于日本出版之外，也在台湾出版了繁体中文版。作者在书中讨论了一个问题：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清朝，是一个怎样的帝国？这个帝国的国家/帝国观念，对于清末和后代有怎样的影响？
内亚帝国到现代国家
作者循著这问题的思路，指出万里长城的南与北所构成的不同的世界。万里长城的南方是一个由汉人与农耕经济为主的世界，北方则是一个由游牧民族和游牧经济为主的世界。这两个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完全不同，因此所构成的政治模式与文化思想等也不同。此外，西藏虽然处于长城以南的地区，但是这里是蒙古和满洲人等游牧民族的精神生活的中心，因此与汉人为主的世界不一样。
明代是一个以长城以南的汉人与农耕生活为主的世界，因此政治模式和思想文化上也崇尚儒家（作者没提及的是虽然是以儒家为主，但是政治上许多操作手法多倾向法家）。相比之下，清代是一个依循前代继续尊崇儒家与汉人治理模式的朝代之外，但是也统治西藏、蒙古与满洲等内亚地区。特别是在康熙时代与俄罗斯划定边界，以及乾隆时代消灭准葛尔蒙古之后，更是在内亚没有挑战者。
因此，清代在面对长城以南的汉人时采取儒家和汉人的治理模式，但是在面对内亚时，则采取内亚的治理方法。因此清代皇帝以文殊菩萨的身份君临内亚，并且也运用军事演习与领袖觐见皇帝等方式维系对内亚的统治。
清帝国是一个多元帝国。一边厢以汉人的阶级社会和儒家思想为主，强调君臣父子与朝贡体系的天下观，一边厢则以内亚地区的大汗与文殊菩萨皇帝（佛教保护者）的身份统领内亚地区。其中后者特别是清帝国在1800年之前所注重与强调的部分。但是随著帝国的威胁不在内亚而是沿海地区，并且深深卷入现代国际体系之后，这套治理模式也开始改变。
现代国际体系强调的是各国地位平等，因此与旧有的朝贡体系下的国家观念不一致。更重要的是，由于对蒙古、西藏和新疆等地的治理模式不符合现代国家体制的要求，因此从以前的属国地位转变成属地，变成清国这个现代国家的领土的一部分。所以，旧日的大清帝国在十九世纪时开始从多元帝国——对不同社群采取不同治理方式，转变成一个存于国际体系中，根据现代国家与国际体系定义与行事规范限制的国家。
多元角度理解历史
再加上现代国家体制以民族国家为目标，要求所有国民都是均质的（所有国民都是同一样子），造成以前不同社群都被要求以汉人为榜样，变成同汉人一样的群体。
清帝国从内亚帝国往东亚帝国转变，再因现代国家体制与国际体系变成今日现代国家的样子，已经有许多学者投入研究。除了平野教授之外，发源于美国的新清史学派更强调从内亚边疆和清代多元体制检视清帝国。新清史不但为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不同视角且为研究增添成果外，也影响其他学者从更多元的角度理解近现代中国。
今日一些人赞同中共政府在新疆和西藏推动同化政策（强行要求当地人学习汉语/普通话和中文），但却忘了当地人原有一套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文化，过去的清政府也强调维护他们的语言文化，而非同化他们。现在所说的同化政策等等，也最多是一百多年前的产物。况且即使有百多年历史，也不代表同化做法是对的（例如奴隶制和留辫子）。况且撇开族群差异，汉人内部也是多元的。
王赓武教授在《The Chinese Overseas: 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就指出中国/中原地区的北方人有陆地倾向，但中国南方人则有海洋倾向的差别（也因此南方视出海到东南亚是正常的事情，但北方人则不）。
《大清帝国与中华的混迷》指出中国现有的一些差异如何与为何产生，并提供许多思考。一些认为中国和华人都是一样，各个地方都应符合中央政府政策的想法，在历史面前，可以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