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运动自去年6月开展以来,已跨进半个年头。虽然在示威与动乱的过程中已有收敛的迹象,但问题的解决远远未触及核心价值的争议。
局势的变化也带来性质的改变,而且是有大的不同。因此我们必须回到问题的根本:究竟香港民众示威游行是表达了民族主义还是民粹主义?不单外界感到混淆,就连参与反送中的示威者,也可能分不清本身是在表达什么样的政治情怀?这些人又要把自己的家园带向什么境界?
基本上,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民粹主义(Populism)是有差异的,但不时被混淆起来。民族主义是近代社会的人民为争取国家对民族的认同而进行的斗争,它具有强烈的政治取向和国家意识。
而民粹主义运动却是对社会危机的暂时性反应。它们会提出一些煽动的口号和主张,以迎合民众的需要,从而获得他们的支持,并进行社会动员。因此,民粹主义本身也会带有偏执和狂躁的民族主义,甚至有时是种族主义的。
如果民族主义沾染上民粹主义色彩,把珍爱自己民族的情感浓化成憎恨别的民族,就不仅具有排他性,也具有灭他性。对于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科学家爱因斯坦形容它是一种发育未全的疾病,是人类的襄石虫。
在考察反送中行动后,可发现两者都不是。尤其,所谓的“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令人疑惑。因为在否定本身不是中国人的同时,只承认本身是香港人之际,香港又是哪个独立国家?一个心中无祖国(中国)的人,又把自己定位在哪里?
体制埋下“仇中”阴影
毫无疑问的,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英国于1840年通过武力手段(鸦片战争)取得的,进而把它变成英国的殖民地。这就意味著中国政府(不论是清朝或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拥有这块土地的主权。基于这样的历史条件,中国在1984年与英国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言明在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主权移回中国。
因此,中国在法理上是香港的主人,也成立了“特别行政区”。在这种架构下,中国实行一国两制。但在不能否定中国的主权下,香港享有高度的自治地位,初时还有31%的香港人同意回归,而且也不抗拒自称为中国香港人。
现在香港回归已经22年了,但港人的思维和意识形态依然是殖民地时代的想法,既不靠拢中央,也不让中央插手政务,俨然把香港当成另一个“独立”的实体。由于港人“抗拒”之心不懈,反中倒成了回归后的新常态。再加上学校教科书上没有灌输爱国意识,也没有重新开始“教”香港学生热爱祖国。
在一国两制的体制下,港人保持殖民地时代的旧思维,由中共成立的特区政府也就面对越来越多人民的“背叛”。因此,回归20年后只有3.1%的香港年轻人认同为中国人的身份。这是十分吊诡与令人诧异的事,或多或少也埋下了“仇中”的阴影。
港人迷失民族方向
针锋相对的亲中与反中的论述,也在本地舆论界争议不休,譬如潘婉明博士近期就有三篇文章,即《藤条、砖头、中华胶、进化的反动的修辞与反智言论》、《暴力、隐私与性:香港反送中的完善示范》及《We(Dis)Connect:香港反送中运动在马的联结与分化》受到批评。她在字里行间表达了对港人示威的同情和支持,也不指名道姓地批评一些人指说:“不先解决民生问题,社会再民主也没有用”。
她进一步论述许多马来西亚华人的思维与香港人的不同,前者被形容为“中华胶”;再加上华媒的亲中,产生普通亲中的倾向。这些人更用谴责的语言责骂示威者,她认为既然老左或南大生在那个时代(60年代)受到压迫时奋力反抗,而今次香港示威反抗政府又有何不对和不同呢?为什么不支持呢?
显然这是指马新老一辈的老左、南大生和亲中者以中国为主体,不问“青红皂白”就“判港人为反中反华的急先锋”,但却不反问他们(港人)的抗争是否与过去的南大生一样吗?
基于香港示威者的反中反华及老左和南大生的亲中亲华对峙立场,这就偏离了问题的本质,更不能奢望老左和南大生支持香港学生来反中和反华的。
南大生伍依用了长篇大论驳斥潘婉明的文章,我不再撰述,读者可上网详读,但我们要强调的是:伍依所提的论证是潘婉明把反中当成正义的斗争,而未区别港人斗争的正当与不正当性;更不能拿此来嘲笑老左和南大生“幸灾乐祸”。
总的来说,潘婉明的论述和理论是比较薄弱和模糊焦点的(毕竟支持港人当下的示威,等于是支持港人分裂中国)。当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和海外华人不认同香港的过度诉求时,就不能说华人是“冷血动物”。这也是马来西亚华人与港人最大的不同点,也是大马华人的一种民族情怀表现;而恰恰相反,香港人迷失了民族方向。抗争的结果是将一个大好的香港弄得乱七八糟,乌烟瘴气。
最后的总结应该是: 凡是分裂中国的,海外华人绝大多数一概反对。因此不支持港人反中的道理即在此。